我很小时候，祖母用小木棍儿使劲在地上划了一个不怎么方正的“口”字，后又在中间加了个“十”字，她告诉我这个字念“田”。于是我知道了祖母姓田，也知道了祖母一生除了田字之外再也写不出第二个字来。
当年鲁西南的日子大概很不好过，黄河时常泛滥成灾，人们眼巴巴地望着庄稼被淹，大人孩子没有了裹腹之粮。国家也穷的可以，象是顾不了这许多，于是就难了百姓。后来国家统一往东北移民，祖母和爷爷便随了大流，带着他们的子女去了东北的尚志县。后又听说再往北的一座小城市正在开煤矿，大批用人，日子更好混些，于是他们又举家来到了这座煤矿城市。
我不知道父亲与母亲什么时候结的婚，也不知道母亲什么时候怀了我，在一九五八年该开的花都开了，该长的植物都长全了的时候，我出生了。
后来我不断长大，祖母便不断地苍老。
爷爷死后，祖母一直没有再嫁，固守着中国传统妇女的生活方式，认为儿女双全地守着便是福气，似乎淡漠了生活的贫穷。
祖母的确一天天苍老。
三间草房是爷爷留下来的，爷爷死了，草房的所有权理应归祖母，祖母先后生了四个孩子，后来叔叔又结了婚，三间房内用薄墙隔开，形成各自的分界地，着实拥挤。父亲就在房前盖了间棚厦，用来堆放煤，拌子等杂物，院内的地界越发小的可怜。
出了院子下两级台阶就是不宽的一条小街道，那两级台阶，先是用铁锹铲出样子，然后铺了砖头，缝里又灌了细土，踩上去倒也牢稳。就这两级台阶，祖母是艰难地走下去又走回来的，说坎坷也可以，也好比我们沉重的历程，其艰苦程度是一样的。祖母是裹着的尖脚，那是旧时的产物。她的脚虽比旧时真正的“三寸金莲”要大些，但远不如我们的正常脚灵便。祖母先斜着身子，试探地落下一只脚，停住，站稳，仔细地望望，见无风险，然后又挪动第二只脚，算是下了一道台阶。照此样子，最后终于下完两道台阶，走到那尘土飞扬的小街。相对比起来，祖母从街上邻居家串门回来，上这两级台阶象是比下时灵便些。上了台阶，散乱的院子里似乎也没有什么东西在等待，阳光正明亮起来，使得小院中一滩污水闪闪发亮。刚欲进屋，便听见邻院金福家传出清脆的声响，那是搪瓷盆子摔在地上的声音。祖母就偏了头窥视，侧着耳听。
“操他奶奶的，非让我去领那个鸡巴玩艺儿。”
金老二的骂声。这光景，邻里间便知道又到了二十六号领粮的时候了。那时候粮食是国家按照人数和所从事的职业按数量、按日期供应的，不到每月固定的日期不卖给下月的口粮。由于生活不好，肚子就空，又无其它补充，多数人家的口粮都接续不上或免强接续，因此每月到号领粮成了过节般的大事。其实劳累是其次的，因为原本数量就不多，最烦人的是耗了时间排队和弄一身白花花的面粉，金富夫妻大半生生了六个孩子，又是单一男性品种，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的张嘴货，他家缺粮的程度在我们那条街上表现的极为突出，也是出了名的。每逢买粮的日子，哥六个互相推诿，谁也不愿意耗了时间去排队，都较年轻爱干净，谁也不愿意沾一身白花花的面粉，每逢买粮必吵架，在邻居女人看来，他家弟兄的吵架就如他们来例假般有规则且准时，该来的时候自然就来了。
“又闹起来了”。祖母进得屋来，向老金家指着说：“听听吧，都是一窝崽儿，张口骂奶奶，没有一点管教，什么人家呢？大白天的，还开着灯，是过日子么？”
祖母显得很琐碎，嘴琐碎，做事也琐碎。不知从多久开始，就有些使人诧异的事冒出来，且都是零零碎碎的，人既零碎，不零碎的事也就难免。
“唔？”一天父亲问我：“钳子呢？我刚找出来的？”
我摇摇头：“不，我不知道”。
于是父亲纳闷，明明刚刚找出来，准备在院子里拧一根铁条晾衣服用，而就在他去后院取铁条的工夫，钳子就看不见了。父亲找，我也帮着找，先是怎么也找不到，后来怎么也不明白，钳子并没有丢失，而是重新安安稳稳地躺在那杂货铺般的抽屉里，根本无须寻思也不难想见，此时的家里头并无其他人，事情显然是祖母干的。我感到好笑，却也不介意。时不时地，刚沏好喝了几口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喝的茶，转眼之间被倒掉了，杯子又被排列在那张擦不出本色的桌子上。我写点什么，刚铺开的稿纸，转眼就给收拾起来。有次我写完东西，准备外出，便穿了那件浅灰色中山服上衣，随后习惯地将钢笔拿起，顺手向左上兜处的小孔插去，笔却滑了下来，再插，又滑下来了。低头细看，方知那插钢笔的小孔已被缝死。我又生气又好笑地问祖母。
“是。”祖母不否认也没有辩解。“是我缝的，一件挺好的衣裳，兜上有个口子，怪可惜的，我怕越豁越大呢。”
一年的春节前夕，父母带着弟弟妹妹去姥姥家了。一天我下班回来，见祖母苍老褶巴的脸上放着光彩，仿佛流露出一种大获成功的喜悦。
“知道今天是腊月二十三么？”祖母问。
“噢，是吗，我没有在意呢。”说实话，我真的没注意这个日子。
“是小年呢。”祖母说，“我炖了肉，腊月二十三，小年。”她自语道，双脚擦着地皮，发出轻微声响，端上冒着热气的菜来。
白菜是好白菜，粉条是好粉条，肉也是好肉，只是白菜有的连着刀没有切开，肉也有半指厚，把它们汇在一起炖了，也弄不清老人家做的是汤还是菜。祖母这辈子是专业家庭主妇，做了半辈子饭菜，却又的的确确不是做饭菜的内行。我面对着一小盆菜不是菜、汤不是汤的东西，假装有滋有味地吃着，这样更能激发祖母的成就感和自豪感。我说：“奶奶你真了不起，都这么大年纪了，连灶王爷上天的日子还记得清楚。”
她就说这是关里老辈子传下的规矩，灶王爷是万万得罪不得的。要搁早先，这天还得贴付对子呢，祈求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祖母冬天一般是不太出门的，在其它季节里，在身体舒服没有病的天气里，时常到我的两个姑姑家去。
“挺长时间没去你二姑家了。”祖母说：“该去一趟了，要不她准以为我生病了呢。”
她说这话，我们便知她只说了一半，而另一半意思则是天知地知她知我们也知的。那就是到二姑家的院子里看她的“归宿”、或曰“老家，”说白了就是做棺材的木料。
老人迟早会有这么一天的，父亲和叔便早早为他们的母亲准备好了做棺材的木料，体现了他们兄弟俩对母亲的孝心。那木料的厚度足在四指以上，是木结极少、绝对算得上质量上乘的红松板。由于家中院子狭小，父亲和叔一合计就把木料存放在位于城乡结合部且院落宽敞的二姑家。棺木对活着的人来说，似乎比死去的更要紧，祖母就在二姑的院落里摸索着那一摞厚厚的棺木板，耽心经雨浇过之后泛潮腐烂。其实这耽心是多余的，父亲和叔和姑夫们把那木料垛下面垫了枕木，使木料呈悬空状，上面钉了油毡纸，无论如何雨是浇不进去的。祖母摸娑着那堆棺木垛，好象明白了自己的归宿，也就不再因为自己的内心的黑暗而悲哀。该准备的都为祖母准备了，大姑是孝顺的，为祖母准备了寿衣，有棉袍、夹袄、被单、长衫等等。那一双藏蓝色的鞋做的很是精巧，上面绣了两只会飞的东西，据说那是一只蝉和一只蛾。这本是件令人伤感的事，但要待祖母“那一天”时再准备和料理这些事，一是怕措手不及，二是哪怕儿女们做得再丰厚，祖母也是看不见的。现在提早做了，祖母看见了，便倍感温馨。寿衣压着箱底，仿佛了却了祖母“那一天”的后顾之忧，每当在箱子里翻找其它物件的时候，就顺便拿出来看看，看着那双绣着蝉和蛾的鞋，就轻轻地念着歌谣：
一蝉一蛾
飞过奈何
我听着似懂非懂。我想那一定是一支很古老的歌谣吧，祖母亲切地唱着，且还露出安详的笑容。视死如归？
祖母和其它老人没什么区别，到了这等年纪，她说不怕死，且说得铿锵有力斩钉截铁，她说一个人填一个坑儿是上天安排好的，早死了早填自己的坑儿。
那一年秋天，祖母病了，病的不轻。先是闹肚子，接下来便是拉痢疾，原本就不胖的身体不到三天就瘦成了骨架状，在医院看过之后，便按照医生开的处方回家由我的妹妹给打吊瓶，她在医院工作。妹妹是要每天下班之后才能为祖母打吊瓶的。那一日大约午后三点多，妹妹还没有下班，祖母就显着心里没底，表情很痛苦地颤抖着声音问：“阿萍、阿萍她怎么，还不来？”我们就告诉他阿萍大概在下班的路上往家走着，等不多久就要到家了。
“可别、可别不来，来晚了我就要死了。”满是皱纹的脸上现着不安和恐惧。大家就半哄半骗安慰道：“你是不会死的，闹肚子又不是死得了人的大病”。
几天后，祖母的病终于好转，不久就完全康复了。
于是祖母又一如既往地生活。每当和人们谈论起关于死亡的话题，她仍旧津津乐道地说：“我这把年纪了，还怕死么，早死了早填自己的那个坑儿呢。”
说是说了，但自然法则是不容玩笑的，祖母的确衰老了，坐在自己的那一小间不怎么明亮的屋子里，确实很衰弱了。要不是偶尔干咳几声，就几乎听不见声息，你就感觉不出她的存在，也不知她是睡着了还是醒着的。她总是让人悒郁地感到，祖母是在静静地等待死去。
祖母终于死了。
那是2000年1月3日的上午，八点多钟时候，她脚擦着地皮从自己的小屋子里拎着那只铁皮小桶出来。把里面的水与尿的混合物倒掉，又回到了自己屋里。两个小时后，叔叔习惯地去她屋里清扫卫生，便发现她的表情与躺在炕上的姿势异样。
“娘、娘。”他喊着，没反映。
他就马上去找邻居任大娘，说：“老任大嫂，你快去看看俺老娘是咋啦？得了急病似的。”
任大娘到后，把手放在祖母的嘴上试了一下，又摸了祖母的心口窝，说：“他二叔，老太太走了。”
祖母就真的走了。
放在二姑家院子里的棺木依旧放着。在当今移风易俗、极力提倡火化的年代，要想做个大棺材掩埋，是万万使不得的，儿女们把祖母的尸体火化了，把骨灰装在一个半米来长的小棺木里，送入山中，在先前爷爷的尸体旁安放。
用祖母自己的话说，人活一世，最终算是填了属于自己的那个坑儿……
写于200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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