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稀疏的人流下了火车，再穿过米黄色的天桥，看见了站在出站口处朝我招手的陶月。
一月底的天气，镇里的人都裹了很厚的棉衣，洋槐花似的雪絮漫天舞着，将一些商店的招牌迷住。
我随陶月走在坡度分明的街上，时不时的有人和她打招呼，间或还有一些蓝眼睛、穿得很少的俄罗斯人走过身边。
陶月穿了件棉军用大衣，大衣尽管显得臃肿却也依旧能衬托出她优美的线条。
拐过两条街，再走过一条铺了青石板的小弄，便到了她居住的地方。陶月从肩上的背包里拿出一串钥匙，旋开锁，将我让进了屋。
这是一间临街窗子面西的平房，屋内收拾得很整洁，我看见窗户上遮了一块红绒布窗帘，光线暗了些，一只沙发两把木椅和一张大床。
陶月让我在沙发上坐下，她自己则拉了一只木椅坐在了我的对面，一瞬间，我看到了她眼眶中的泪水。
我慌乱地掏出烟，手抖颤着抽出一根，点上火。
陶月用手拭了拭脸上的泪水，傻傻地望着我。
我吐出一口烟雾，极小声地说：“其实，你哥他什么也没做”。
吃晚饭的时候，陶月带我去了一家俄罗斯风味的餐馆，门厅里立着一位俄罗斯小姐朝我们笑着。
我们拣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便有一个中国的服务小姐捧了一个托盘送上来两杯热茶。
我打开包，从里面拿出一沓钱，推到陶月面前说：“这是你哥上半年的薪水”
陶月要了几瓶熊牌啤酒和两个冷盘，我看到陶月的手纤细白皙，乳黄色的酒掺杂着白沫溢满了我们的杯子。
陶月只顾喝酒，一瓶啤酒很快就喝完了，她竟没有说一句话。
我和陶月的哥哥同在一家公司，她哥哥叫陶马，人长得五大三粗的，性格特豪爽。
陶马哥儿俩自小失去了父母，惟一养他俩长大的姑姑也在陶马十六岁的时候离开了人世，陶马就在那个冬天顶替他姑姑进了印染厂。
那时候，印染厂百分之九十的工人都是女人，姑娘媳妇遍布各车间。陶马上班的第一天便被胖厂长分到了仓库，跟仓库管理员兰嫂做学徒。
后来，陶马十九岁的时候，发现他师傅兰嫂竟跟胖厂长有染，陶马在仓库里撞见了俩人那事后便被胖厂长在几天后借故调到了门卫室。等到陶马二十五岁的时候，工厂解体了，下了岗的陶马只好自己找了一家公司做保安。
我和陶马的认识是在落雪的冬天里，我那会儿在公司做药品推销员，陶马是门卫。这家公司实际上就是药品转运站，经理手下有几十个推销员，除了陶马外我们都拿效益工资，我们从外地购进各种客户和行医单位所需的药品，再提些利润转卖出去，这在当时刚刚实行市场经济之初，是很常见的。但这公司的制度却很严，不出差的话每天上班不能迟到一分钟，否则就要扣除当月的奖金，要知道，那时候的奖金是工资的一半呢。
我和陶马认识的那个冬天的早上，我因孩子病了送医院上班时迟到了十几分钟，我进公司大厅门的时候，被人拦了一下，后来才知道那个个子高大面孔黑黢的男人就是陶马。那天，我若是径直进去就会正好撞上刚刚发了火的公司经理，经理就在陶马将我推进门卫室并锁上门的当口儿从楼梯上走了下来，瞪了陶马一眼后出了门。
陶马将我从门卫室放出来后，才憨憨地告诉我，经理是因有人从辽宁那边进了批假药而生气的，若是在那当口儿发现我迟到了那么长时间一定会拿我开刀，扣奖金不说解雇我也说不准呢。
陶马在我向他道谢后说：“这帮哥儿们都不容易，那两百块钱的奖金说不定得养家糊口呢。”
后来，我听同事们说，救了我一驾的那个门卫叫陶马。
发了奖金的那天晚上，我先走了两分钟，为的是在门外迎住陶马，我慌乱地说陶马天挺冷的我们喝两杯吧，他想了想就随我去了一家小酒馆。
喝酒的时候谈得挺投机，那一次，我就知道了他没有父母，是和小他六岁的妹妹相依为命。
在以后的接触中，我认识了陶月，陶月漂亮聪慧，和陶马一样也有着侠义心肠，读书的时候自己家境不好还总是帮助她同桌的一个家境更拮据的女孩。
在我来看陶月的半个月前，陶马被永红公安分局的警察抓走了，缘由是他参与了公司经理弟弟策划的一次绑架，陶马他们三个人去辽宁将卖给他们假药的家伙绑了回来，并进行了非法殴打，事情败露后，陶马被定了罪抓进了看守所。
我是受陶马的委托来看陶月的，将他的工资捎带给了陶月。陶马说他不知道陶月一个人在绥芬河那儿怎么样，陶月高考落榜后跟她同学外出打工已经有两年了，委托我去看看她，正好公司里出了这事，暂时放假在家我便答应了陶马。
我想这些乱事的时候，陶月始终都在低头沉思，餐桌上立了两个空空的啤酒瓶，孤单单的没有生命的样子，让人联想到那被遗失在麦田里收去了果实的秸秆。
餐厅里的人多了起来，音乐很轻柔地播放着俄罗斯歌曲三套车，我想那一定是个非常忧郁的男人，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里寻找他的故乡，音乐低沉让人心碎，那男人沙哑的声音使我想到了陶马，在与我结识的那段时间里，从来没伤感和忧愁过的陶马在警察带他走的时候，偌大一个男子汉竟小声地哭了。我知道他是惦念他妹妹，陶马也觉得委屈，自己还以为是在履行保安的职责呢，却稀里糊涂地违了法。
一个长得很好看的俄罗斯女人走过来，往我们的桌子上的花瓶里插了一束鲜花，一股沁人的花香很快就漫进了鼻孔。
我抬头的时候，那个很好看的俄罗斯女人朝我笑了笑，然后她朝另一张桌子走去。
陶月用一块白色的餐巾纸擦去眼眶中的泪水，又打开了第三瓶啤酒。
陶月先是往我的杯子里注满了啤酒，然后，又往她的杯子里倒，陶月的倒酒技术不错，能让啤酒没有一点儿酒沫。
陶月端起杯子，冲我举了举说，干!
然后她便一口气将一大杯啤酒喝了进去，陶月脸上的红晕更深了一层。
然后，陶月说哥你多住两天，绥芬河城市虽小，却很文化，风土人情在省里是很有名气的。
我便问，陶月你现在做生意吗?
陶月的眼睛始终不离桌上那束鲜花，莺声细语地说，做一点儿。
我被她的话搞糊涂了。
陶月接着说，我每天的固定职业是给四个孩子辅导文化课，利用晚饭后的四个小时，收入是每个孩子每月四百元。
陶月说起孩子脸上就有了些笑容，她说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做域外买卖的，一周要去俄罗斯三四天，孩子们就寄宿在委托班里，我晚上管他们的功课。
我插话道：“你的职业不错，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啊。”—
陶月笑了一下，没有反驳我。
餐厅里显得更宁静了，音乐也变得舒缓起来，我和陶月要了两份色拉葱饼，就着鲜奶吃起来。
我发现那个往每张桌子上插花的俄罗斯女人在不错眼珠地盯着我，俩人的眼光对视的时候，她莞尔一笑。
我低头喝了一口鲜奶，然后对陶月说：“你们这儿有国际间谍吧，那女人怎么老是盯着我啊。”
陶月被我的话弄糊涂了，愣愣地看着我。
我小声地说：“你看吧台那儿的老毛子女人老是盯着我看呢。”
陶月回头看了一下，笑着说我叫她过来，然后，朝那女人用俄语说了一句什么。
我便吓了一跳，赶紧说别，人家会不好意思的。
那个俄罗斯女人便轻盈地走过来，递上一张账单。
陶月抢先付了款，竟是美元。
她见我不解的样子，说在俄罗斯风味餐馆吃饭，用美元打六折。
我恍然大悟。

和陶月出餐馆的时候，街上已是万家灯火，一些临街的摊床都没有收，而是挑了很多盏灯泡继续营业。
陶月挽着我走过时，不时地有些商贩向我们兜售女人的胸罩和男人的打火机等物品，并反复强调是俄罗斯正品。
陶月挽着我径直回了她的住处，她先是烧开了一壶水，给我泡了杯茶，然后铺床，告诉我累了就睡吧，她得去给孩子们上课了，回来她睡沙发。
陶月在灯下简单地梳理了一下头发，草草地化了妆。柠檬色的灯影下陶月竟很好看，举手投足之间都那么风姿绰约。我在心里想，这女孩也真是不容易，一个人大老远地跑这边境小城来谋生，什么苦都得吃啊。
陶月走后，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福建东南台的一个年轻女孩在唱歌，音质不错，只是妆化得浓了些，让人看了心里生厌，手里的烟剩下一个烟屁股的时候，那女孩的歌才接近尾声，却还翻来覆去地继续唱那几个字，我真是不懂现在的所谓歌唱艺术，也不知是歌词写得拖沓，还是唱者故意在渲染自己，搞得人的脑子混浆浆的。
我站起身，将电视换了一个频道，是一场足球赛，听解说的人讲是英格兰甲级联赛，球确实踢得不错，拼抢意识强，就是画面不清晰，想必英格兰半岛离这边境小城绥芬河太遥远了，接收才会有误。我又换了一个频道，就更不清楚了，整个老毛子的节目，彩电变成了黑白颜色，好像是一个俄国的农场主和一个胖女人闹，最后，那胖女人愤怒地砸碎了桌子上的一些玻璃器皿。
我的心被弄乱了，关掉电视机，拿了一条毛毯在沙发上躺下，想着明天得去看我的一位朋友，他携妻带子地来这镇子经商有几年了，不知发展得怎样?
想着想着，头一沉便睡着了。
由于坐车累的缘故，一觉醒来天已大亮，陶月已经在厨房里忙乎早饭了。陶月特意煎了一盘鸡蛋，冲了两杯奶粉，吃饭的时候，我发现她的眼圈有些发黑，便问她不可以减少点补课的时间吗?陶月说那怎么可以呢，人家是付了钱的。
而后，她一边往我碟子里夹鸡蛋一边埋怨我不该睡沙发。我便笑着说，一个大男人怎么好挤占人家女孩子的绣床。
吃罢早饭，陶月说要带我去俄货棚逛逛，然后去看国门，中午吃麦克汉姆，然后下午……我没等她说下去便插话说，下午你回家休息，我不用你陪了，我想去看一位朋友。
陶月望着我说，绥芬河你还有朋友呀?
我点点头。

我们走出陶月家门的时候，被绥芬河的景色陶醉了，街楼马路一片银白，雪整整下了一夜。
我知道这是北方最干净的季节了，被称作百年旗镇的绥芬河小城已经被围裹在厚重的雪絮中了，我想象着作家葛均义笔下的旗镇近百年前的风土人情和异域文化，那些撼人心魂的传奇故事和古朴的民风历历在目，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时间的推移，小镇已成为与俄罗斯通商的重要口岸。
陶月挥手拦了一辆三轮摩托车，给了司机两元钱，说去俄货棚，便拉我上了车。这是一种近乎于三轮车的运输工具，说白了就是那种三个轮子的单骑摩托，车夫在后座上弄了个包厢，形如古代的轿子，左右两侧各有一块透了亮的玻璃，可凭窗看街上的风景，车厢内有一双人座椅，用厚厚的海绵垫包了，讲究些的上面许会铺一张隔潮的狍子皮。这种被当地人称作老爷车的生意很好，轻便快捷又价钱合理，还能穿一些小巷胡同，将你送到你要去的地方。
司机很年轻，二十三四岁的模样，戴一狗皮帽子，揣了钱后便朝街西处驶去，车轮辗踏着路上的积雪发出嘎吱吱的声音，不消五分钟就将我们送到了市府路下坡处的俄货大棚门口。
陶月领我进了大棚，眼前便有一种琳琅满目的感觉，所谓的俄货棚其实就是菜市场一样的大棚子，里面所有的摊床都是卖俄罗斯商品，来旅游观光或做买卖的人总要买一两样回去送给亲友，留做纪念。
由于是早晨，一些摊床的业主正往货架子和柜台上摆货，见我们走过来都抢着问买点儿什么? -
我在一处摊床前停下来，被一些各种颜色的望远镜吸引住了，样式有几十种，摊主不停地向我介绍功能，有一些还真能以假乱真，跟军用的一样。摊主见我没有买的意思，就从床子下拿出一本画集，挺神秘地在我耳边说，是老毛子女人的裸体呢。
我接过来翻了一下，便合上递给了他说，再好看也不是真的，便去追已走到前面去的陶月，两个人转了半个多小时，我只买了一套小面值的俄罗斯货币卢布和一枚纪念章。
出了俄货棚，陶月挽着我的胳臂往国门走，陶月说来一趟绥芬河总得去看看国门，说着话她便将一个很精致的打火机塞到我手里说送你的。我问她多少钱，她说花了四十元，在内地得一百块钱人民币，是正经的俄罗斯货。
我将打火机捏在掌心里，打火机白色的不锈钢壳还存留着陶月的体温。
沿途都是一些很高大伟岸的建筑，楼房的风格有些接近西欧一些国家的设计，走着走着我发现有一些楼房都被闲置了起来，还有一些只建一半，便荒弃了。
我问陶月其中的原因。
她说只知道这地方刚建口岸与俄罗斯通商时，不少人都云涌一般来这里发展，一些商人甚至盲目投资，买地皮盖旅馆酒店，后来一些旅游项目发展得不景气，便造成了现在这样的局面。
陶月望着那些覆了积雪的一些封闭闲置起来的建筑，叹息着说多少钱啊都白白地搭在了里边，真是可惜了。
通往国门的是一条柏油公路，路上的积雪还没有碾开，视野的左侧很远的地方是灰色的山峦，经雪的点缀越发地冷峻，陶月指着前面近百米的一个山峰形建筑说那就是国门了，中俄两国的车辆都要穿过那里，从远处看还真是气派。
由于有哨兵把守，我们没到国门的近前观看，只是远远地站在公路边，看那些建筑，一些车辆黑豆豆似的由远处的山体中爬出来，慢慢地在我们的视野中变大，最后，穿过国门那高大的水泥建筑群，朝我们驶来。
我清晰地看到了插在国门上的一面五星红旗，在风雪中迎风招展，于白色的远景衬映下特鲜艳和神圣。
往回走的时候，一辆约六十吨重的俄罗斯马达斯大卡车嘎地一声停在了我们身边，一个俄罗斯男司机摇开车窗玻璃笨拙地朝我们说了一句汉语，找北方物资公司。
陶月说了句我带你去吧。
那司机听懂了陶月的话，很高兴地打开了车门，用手比画着让我们上车。
陶月拉着我登上了汽车。
俄罗斯司机哼着小曲，嘴里有些酒气。
陶月告诉我，是送货的，每天要有十几辆这样的拉木材的车进进出出。，
汽车在陶月的指点下，沿市区拐了几下便到了一个院门前，我看那牌子上写着北方物资公司的字样，心里挺佩服陶月的。车停在大门处，我和陶月下了车，那司机将两只大手合在一起，做了一个感谢的动作。
我和陶月往另一条街上走的时候，陶月讲这些老毛子司机大都单身一人开车跑贩运，而且多数都是酒鬼，像我们今天遇上的还是文明的，有一些下了车货还没卸完便奔了泡脚房子找小姐。
陶月说完这话不知怎么的脸就红了，陶月还偷偷地用眼瞄了我一下。
我俩吃的中饭是麦克汉姆的葱煎饼，一小碟洋葱圈和一小盘马哈鱼块。我们没有喝酒，只要了两杯可乐，结账时竟是六十元人民币。
我不禁咂舌，这么贵啊。
陶月笑了笑说，不是你来了吗，我们东北人是最好客的，待客人都这习惯嘛。
我没说什么，只是问你平时也来吃吗?
陶月摇摇头说哪会呢，得攒些钱回老家开间店铺呢。
陶月一直将我送到华联商厦门口，我便让她回家休息了，瞧她疲倦的样子，知道她昨晚上没休息好，一定是想她哥哥的事了。
看到陶月消失在一条街的尽头，我转身走进了商厦的大门，商店里人不是很多，却很暖和。我打听了一下门口一个卖钟表的女人，她快言快语地说老周啊，好几个月没见他了，他媳妇在三楼卖布料，叫五菊，你去找她吧。
找到五菊，我先是吓了一跳，听老周说过他媳妇是黑龙江的依兰人，很漂亮。自古依兰出美女，但这会儿却使我看到了一个面容蜡黄的女人，她一边拢着蓬松的头发一边说：“是找老周啊，他去对面跟别人发木材，好几个月没回来了。”说着话眼圈儿就红了，我赶紧说我是老周的朋友，从鹤岗来的。
老周的女人想了想说：“我听老周说起过你，你们一块当过兵吧，我便点点头。
老周的女人便趴在柜台上和我聊起来，我才知道了老周这几年的情况也不是太好。
老周的女人五菊说她和老周结婚后，两人先是在哈尔滨做米面生意，攒了些钱，后来老周经不住他一个朋友的撺掇就到了绥芬河，搞了两年服装买卖，没想到去年他们经商的这家商厦突然就着了火，几万块钱的货物转瞬间付之流水。
几个月前老周和人去了对面想贩点儿木材，却一走没了音信，也不知是咋了，连个电话也没有，说着说着眼泪就掉下来了，弄得我的心里也挺酸的。
在和我说话的一个多小时里，老周女人的柜台竟没有一个顾客来问津她的商品，我站在柜台外边心慌慌的，觉得人真就是不容易，市场经济搞活了，反而有不少人弄乱了自己的生活秩序，活得身心都累。
我嘱咐老周的女人等老周回来就给我打电话，留了号后就告辞她走出了商场。
步出商场大门的时候，觉得天暗了许多，街上又飘起了小雪，薄薄的雪花东一片西一片地舞着，很悠闲。
从天光看，已是下午三时多了，这边境小城便整个地笼罩在了雪的光晕中，与我擦肩而过的有裹着棉猴的孩子，还有些俄罗斯的男人和女人，最为打人眼的是那些身上穿了一件没有袖子的红粗布坎肩的男人，肩上或腋下扛着夹着大包奔跑在积雪中，步子稳健而有力量。我知道这些人是被边地商贩们称为雇工的本地人，也可说是没有户口的盲流子，靠力气转眼之间便可挣到手几十元的辛苦费。
信步走回陶月居住的市场街的时候，有两三个喝醉了酒的俄罗斯男人手里捏了酒瓶子结伴走在街上，嘴里叽里哇啦地说着什么，没有人理他们，寒风夹带着积雪很快便将那几个男人淹没了。
我这时候才感觉到了冷，这不是一般的冷，这是一种直接浸入骨头的冷，我看了看风势，是从国门的方向刮过来的，许是有西伯利亚寒流影响吧。
天色渐黑时分，我进了陶月的家门，陶月穿了一套毛呢裙裤坐在椅子上等我，她已经做好了饭莱，两只扣着的碗里正冒出丝丝缕缕的热气来。
吃饭的时候，我说今晚我陪你去给孩子们上课吧?我一个人在家里挺没意思的。
陶月先是一愣，随即便说那怎么行呢，那么长的时间你会着急的，而且孩子们见有生人也会受影响。
看她挺坚决的样子，我便说那我就在家里看电视，你帮我打听一下明天的火车时间。
陶月便往我碗里夹了一些肉丝说，再住几天吧，来一趟不容易，我正让人给你和哥哥赶着织两件毛衣，是那种俄罗斯羊毛绒线，再有两天就能完工，你带回去看能不能给我哥哥送进去。
我将碗中的米饭扒尽，便掏了根烟点上火，然后将她给我买的那个打火机紧紧地攥在掌心里，让烟雾从鼻孔里慢慢地散出来。
陶月帮我铺好床，嗔怪地说这回你一定要睡床上，不然我就生气了。
夜深一些的时候，我将电视中的好节目看得差不多了，又接连抽了几根烟，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便穿上外套出了门。
镇子的夜色很美，五彩的霓虹衬着雪景更是雅致，空气也十分新鲜，我拐过街口，便拦了一辆出租车，司机是个毛头小伙子，关了车门后问我去哪儿?我说去火车站吧。
车子很快就将我拉到了火车站前的一个有缓坡的小广场，数十盏街灯下，支了无数个热气腾腾的小吃摊，守了不少的男人和女人，不厌其烦地吆喝着往里拽人。
我挑了一个扯了花篷布的小吃摊坐下来，便有一模样不错的女人送过来一大碗热茶。
我将双手焐在了茶碗上，顿觉浑身都有了暖意。
然后，点了一碗刀削面，只片刻的工夫面便上来了。从面案上摔打出来再削到锅里的面很有咬头，女人告诉我特意给我多放了些辣子。
我见自己的碗里确实漂着一层红红的辣椒末，就感激地点了点头。
吃面的时候，便和女人闲侃，知道她是随了丈夫从山东过来的，丈夫是建筑工人，冬夏都闲不着，她便摆了个面摊，赚些生活费，比在老家那儿强多了。
我便说，每月剩不少的钱，想必是有些积蓄了?
女人就笑了，用木勺往我的碗里添了些汤水说，还有个娃上学呢，攒不下的，娃没户口就得上私人学校，钱就得多交，女人说完就叹息了一声。
我心里想也真是不容易，就像陶月，这会儿也是在忙着给孩子们上课呢。
吃了面，心里热乎了些，便告辞了卖面的女人，沿小摊往回走，街上的人不多了，路灯都渐次地亮起来，由于蒙了雪絮的缘故，乌蒙蒙地发出那种橘黄色的光来。
过邮政局左侧街口的时候，我看了看腕上的手表，已经是晚上二十一时多了，我算计着陶月快给孩子上完课了，不觉加快了步子。走过街口，被一阵叫骂声吸引，便靠过去在一堵墙旁隐了看。不远处一亮了粉紫色灯光的门前有几个人叫骂着，渐渐地我便看清了是两个男人正撕扯一个女孩，那女孩捂着脸低声啜泣，其中一个男人骂着，另一个男人在劝，我循着灯光见那是一间歌厅，刚想走开时，却见那女孩抬起头来朝骂她的男人吐了一口，想是那男人骂到她的疼处了。
我竟一下子愣住了，真的像是陶月，果然就是她。
我便冲了过去，抓住了陶月的手。
陶月便惊呆了，继而捂住脸哭起来。那个骂他的男人冲我吼你多管闲事，找死咋的?
我几天来的郁闷就一下子变成了一股无名火，使出了我在部队时练就的一点儿本领，两下子就将那家伙的鼻子打出了血。另一个男人说你干吗你?跑这来管我的事，然后便抓住陶月往歌厅里拖，并说你他妈的还不给我回去坐台，客人都让你给得罪了。
我便愣住了，陶月趁那男人去扯挨打的家伙时朝我跑过来，我拽着她拦了一辆出租车，车子启动后，陶月搂住我哭起来。
回到家里，陶月始终用手捂着脸，我默默地坐在沙发上抽烟，空气极其沉闷。许久之后，我才生气地问她为什么要干这工作?又为什么要骗我?
陶月一副泪脸跟我说，她一开始也没去那种地方，只是她的男朋友戈尔金斯让人家打伤住了院，医生说若能恢复得好得需要一年的时间，她被逼无奈才做了陪舞小姐。
陶月告诉我，她是在来绥芬河的三个月后认识男朋友戈尔金斯的，小伙子一头浓密的金发，待人很温和，心地也善良，两个人是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相识的，后来，戈尔金斯就帮她处理了两批货，渐渐地两个人便处上了朋友。去年两人合伙开了一家花店，没想到在进一批鲜花时得罪了一些人，那些家伙便雇了两个打手洗劫了花店，将戈尔金斯的脚打骨折，住进了红十字医院。
陶月还说那客人是个醉鬼，一坐下便对她动手动脚，并几次想把手伸到她的裙子里要非礼她，无奈便挣脱了那家伙跑出来，却遭到那人和老板的辱骂。
陶月说完这些话后眼泪便像断了线的珠子般落了下来。
我走过去抱住她抖动的双肩说，陶月，跟哥回去吧，这里不适合你，再者说了，找戈尔金斯那样的外国人能靠得住吗?
陶月哭着说不。
天大亮的时候，我打了盆水让陶月洗了脸。她便带我去医院看她的男朋友戈尔金斯。
在病房里我看到了腿上打着石膏和绷带的那个俄罗斯男人，二十几岁，人不错，听说我是陶月哥哥的同事，便笑着要坐起来，被我制止了。
他能讲几句汉语，不停地说谢谢。
陶月拿出我带给她的钱去交了医药费，又买回来一些奶粉等营养品，一样一样地拿出来放到他的床头柜里。
从唠嗑中得知这戈尔金斯出生在俄格罗捷阔沃犹太州很远的一个小镇子，他父亲是个伐木工人，中俄双方通商后他便过来做买卖，小伙子还有一个姐姐叫比詹，已经出嫁了，父亲两年前在他母亲去世后不久也病死了。
从他曲折的身世上，知道这孩子还不错，但终究是生长在两个国家里，以后生活能习惯吗?我就为陶月担心起来。
要离开绥芬河走的时候，接一个朋友传呼，让我帮忙打听一下绥芬河的钢材价格和美子的比率，我一开始没明白美子的意思，陶月告诉我就是美元，我便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跑了几家钢材市场，了解了一下行情，都不尽人意，美元的事倒没用跑黑市和银行，陶月告诉我这里的比率不好，美元炒得很厉害。
火车是晚上八点多的，我和陶月吃过饭便早早地赶到了火车站，不大的小广场这会儿还没几个卖吃食的摊床，零零星星的几个旅客只是匆忙地奔走在候车室和街道之间，我看到广场不远处一个高岗上有一个水泥的小楼房，旁边有一座纪念碑，便问陶月它的来历，陶月说那是为苏联红军立的，解放这座城市的时候，死了不少的红军战士。那建筑上至今还有不少日本人的枪眼，据说打了一天一夜，炮火将天都烧红了。
我便看了看那碑，夜幕下越发显得神圣而庄严，碑身上一些文字是模糊的，碑顶上嵌了一颗巨大的红五角星，像保尔·柯察金头上那顶帽子一样，很简洁醒目。
车快进站的时候，我便问陶月，什么时候能回故乡看哥哥。
陶月忧郁地说，三两年也说不准。
我便十分惊诧地说，难道你不想他?
陶月好半天才说，我、我有了戈尔金斯的孩子了。
我便再也没说什么。
火车终于在一声长笛中启动了，车轮碾踏着弱小而瘦长的铁轨发出沉闷而巨大的轰响，月台上朦胧的灯光雪影中依然立着陶月那瘦小的身形，渐渐地就模糊不清了。
火车驶出站台，过了一条隧道后整个镇子的灯光就弱了，百年旗镇的传说又浮现在我的眼前，我知道在那富庶喧嚣的小城里，有我的一份惦念，正深深地扎进我日渐苍老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