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五”光复前夕，我去依兰给二叔填坟，那时我爸已再婚，和继母住在董家屯。我在农村待不住就住在姑母家，还没等返回勃利，没想到一声炮响，日本鬼子投降了，头一天还无声无息，一点动静也没有，一点信号和征兆也没有，第二天听说日本鬼子投降了，撤退了，这下子人们可乐坏了，拨开迷雾见青天了，可盼到头了，从未有过的欢天喜地、扬眉吐气。
　　我大姑的邻居隔院是个日本官，他家里的东西还放在原处，桌上还摆着饭菜，可是人没有了。可见日本人的纪律性，保密性很强，连当官的事先都无察觉，撤退的命令一下，连饭都顾不得吃就走了。紧接着苏联飞机来了，有五六架轰炸机扔炸弹，同时用机枪向下扫射，那时我二姐也在大姑家，我们听到飞机响都趴在地上，钻到桌子底下避难。一旦炸弹扔到房上怎么办？那就凭天由命了。只听一阵轰隆声，飞机过后，烟尘滚滚，火光冲天，到处是哭喊声。有的被机枪打伤打死，有的地方房倒屋塌，血肉横飞，燃起熊熊烈火，重伤者有的被人抬走，那时哪有救护队，消防队呀，日本人都撤走了，死的都是中国人，接着又来飞机投宣传单，上面说的是，日本天皇命令无条件投降。当天午后苏联红军就进城了。
　　苏军是乘舰艇沿江而上，一路走，一路打，日本人也乘船撤退，有的日军还没有来得及上船，就在江边上和苏军相遇，双方开了火，后来日军挂起了白旗，表示投降，可是苏军还是打，必须制日军于死地。后来听说有的日军不执行天皇的命令拒不投降，但这种情况较少。按国际惯例投降不杀，可是苏联却违反了国际法，对投降者也不放过，日军只好逃到山里去。据说，后来绝大多数日军及其家属和移民还是撤回或被遣回本土去了。
　　苏军进城后，见到穿黄衣服的就用枪打。中国人也有胆大上街看热闹的，但大多数都躲在家里。我曾几次要出去看看，都被家里人拦住了。一些要害部门、监狱、火药库、银行，县政府等都被红军把守。
　　紧接着掀起了双抢高潮。一方面是苏军抢“战利品”，把江上的轮船，工厂机器，日军扔下的弹药武器及有关贵重物资，运回国去。记得有一艘叫“亚洲号”的客轮，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弄走，就在江边爆炸了。当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几十里以外都能听见，把江边住户的玻璃都震碎了，江面上满是碎片飞扬。船上的“大副”被崩到北岸，尸体已碎，胳膊挂在树上，腿在江边草丛里，据说是锅炉工上岸，忘记灭火放汽，没有打开安全闸。蒸汽超过饱和状态，引起锅炉爆炸造成的灾害，幸亏船上只有大副一个人，大家拍手称快：“炸得好！不炸也得让老毛子弄走。”苏军进街后随便闯进民宅抢东西奸污妇女。甚至有的妇女走在街上，还被苏军明目张胆地就地强奸。据说凡是苏军解放进城的地区都是如此。任何国家的军队也不至于坏到如此程度，何况这不是敌国，而是被解放的人民。听说这些军队是苏联从西伯利亚监狱里放出来的戴罪立功的囚徒，并非正规军，这种说法只不过是掩盖丑行的借口而已。也有几个因奸污妇女的苏军被军官下令枪决了。听说这些被正法的败类，后来还被凑数列入正义战争的牺牲者，为他们立了碑，真是滑稽透顶。那些当官的也不干净，把一些流落在本地的日本青年妇女弄到司令部“受训”，陪“戈毕丹”（当官的）睡觉。老百姓面对苏军的兽行，有的咬牙切齿，有的唉声叹气，纷纷议论说：“盼星星，盼月亮，好容易盼来了救星，把日本鬼子赶跑了，可没想到他们比日本鬼子还坏！”
　　另一方面掀起了老百姓抢“洋捞儿“的高潮，开始拣日本住家的扔下的东西，先下手为强，先拣好的东西拿，最后连窗门也没有了。大量是抢日本兵仓库的东西，除了穿的用的外，主要是吃的，什么大米，白面、豆油、饼干、罐头、水果、白糖、大酱……好吃的东西应有尽有。男女老少齐上阵，真是人山人海，背的、扛的、抬的、挑的、用车推的、拉的……干得热火朝天。先下手的，胆大的，劳动力强的，都发了财。后来苏军把守，不准拿了，可是人们红了眼，不听这一套，把捡变成了抢。老毛子用枪打，甚至打死了人，这才住手，可也抢得差不多了。
　　我们胆小，心眼傻，不敢动，后来一看不拿白不拿，可是好东西都抢光了，还有些大酱老毛子不管，弄几挑子回来，很好吃，但吃不了，放不住，就做成青酱。没拣好东西，没有担风险，别人把驴牵走了，我去拔了桩子，就这样收场了。这种双抢的形势，据说全国解放区都是如此。
　　苏军只管治安，保卫，别的什么也不管。这就形成了无政府状态。社会极端混乱。什么娼妓，吸毒、赌博。伪满时有的丑恶现象还加以限制，观在都公开了，而且空前泛滥了。尤其是赌博，形形色色的大小赌场到处都是，什么宝局，会局，牌九局，成群结伙赌来赌去，乱烘烘一团。至于打麻将，看纸牌，根本不在话下，输赢也不大，多半在家里玩。也有的在街上摆摊摇骰子宝的，主要是骗小孩子的钱，三只骰子用碗扣起来摇几下，扣在盘子上，你押其中一个点（1、2、3、4、5、6、）如果出了你就赢了，如果出现两个你押的这个点，就赢双份，同样的点最多能出现三个赢三份。我也押了几次，赢的时候少，把零钱输光了，也就不玩了。成年人赌博人数最多，输赢较大的是宝局和牌九局。
　　我无事闲逛，有时也到赌场去看热闹。有一次我到西江沿附近的一个赌场去观光。这里有两伙推牌九的，满屋烟气腾腾，吵吵嚷嚷，闹得乌烟瘴气。这些人多半是游手好闲的赌棍，有一伙人围一圈押牌九。有的叼着烟卷，悠闲自在，好象胸有成竹；有的皱眉思考暂不参战，好象在观察形势，选择时机；有的怒目而视，如临大敌，拿出血本，孤注一掷；有的似乎看准了门道，啪的一声，把钱甩在桌上：“我押中门！”。庄家不慌不忙，打了骰子，定点开门，分牌。两张牌一揭两瞪眼，马上定输赢，庄家把输家的钱搂回来，给赢家付钱。如此循环返复。有洋洋得意者，有垂头丧气者，有见风使舵者，也有不少旁观者。这些家伙赌红了眼，突然有个输钱的无赖，把钱抓起来就跑。别人乘机把桌上的钱抢光，于是就打了起来，我这个旁观者一看不好就往外走。不知为什么有几个歹徒把我拉住，还打了我几下，说我是“帮凶，”我说：“跟我无关，我是来看热闹的？”“上这看什么热闹？”。这个赌红眼的家伙一边吼叫一边动手来打我。我一看和他们讲不出理来，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撒腿就跑，他们紧紧相追，幸亏跑到大街上，苏联红军把他们挡住了，我才脱险，否则不打死也得打伤我。从此我再也不敢到那样地方去了。老毛子也给我留下了唯一的，难忘的好印象。
　　涉及面最大的赌博是押会儿，可以说影响千家万户。有会儿局，定期出会儿，共３７门，如押上一门，押一元可得三十元，细算还是会局儿合适，可是人们鬼迷心窍，不算这个细账，只想发财。专门有跑封的，谁家押会儿，押哪一门，押多少钱，都写在纸上，把钱和会儿单交给跑封的，用纸包好，封上。带到会儿局，如果押上了，赢了，给跑封的好处费。在出会儿那天，把押会儿的封包放在桌上，跑封的和一些押会儿的都在现场，也有不少看热闹的。我也观光了一次出会儿，地点是在一个农村大院里，在会儿桌周围，人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也有的站在窗台上，墙头上，爬到树上看，会局儿掌柜的给胡仙烧香磕头，祷念胡仙保佑，然后大喊一声，出什么，再写在纸上，盖了印才算有效。喊出去了，写在纸上了，先不盖印，常常是要察颜观色，看看笑的人多了，就不盖印了，马上换一门别的才盖印。可是跑封的押会儿的也知道这一招，不盖印就绷着脸，不动声色，或给他一个假象看。这叫虚虚假假的击心战术。这些人都全神贯注瞪园了眼睛，是福是祸，是输是赢在此一举，盖章定局，马上开封，算账，对押上的马上付款，对押不上的马上把钱装在钱匣子里。那年月的流通货币在东北有两种，一是伪币“大绵羊”，二是“红军票”。也有的会儿局出会儿砸了锅，赔黄了的，但在多数情况下会儿局还是赢家。但押会儿的人财迷心窍，赢了，还想赢，输了又想捞，越捞越深，输得倾家荡产者随处可见，寻死自杀者亦有之，特别是用迷信的方法讨会儿成风。讨会儿就是求神问鬼，押哪一门。这种方法是最愚蠢的，常常引为笑谈，有的深更半夜到坟茔地向鬼讨会儿，有的上庙烧香向神讨会儿，有的用问卜，扶乱的方法讨会儿（扶乱是问卜的一种方式），有的请巫婆跳大神讨会儿等等。有很多难以想象，千奇百怪，滑稽可笑的讨会儿方式。听说有个老头脱光了身子，爬烟囱，让他儿媳妇看，象个什么？儿媳妇说“象个王八”，于是押了“河通”。各种形象都有约定成俗的会儿名，王八就是“河通”：结果押“河通”赢了，等别人再用这种方法就不灵了。有一次我三爷家请大神讨会儿。正好我也赶上了，说让押“火官”，大家就押这门。我也拿仅有的一元钱押上，那时一元钱可买二斤肉。结果赢了三十元，拿出来请客了。其实凡是讨会儿的绝大多数是不灵的，这纯属偶然巧合。因此一般不迷信的人，就不会上这个当。我押了一元钱是凑热闹，赢了我也不信这一套。我爸爸，我大姑从不押会儿。这种风潮遍及城市和农村，泛滥成灾，危害很大。说明了那时的人们是多么的愚昧无知。
　　这段时间我基本过着流浪的生活。多半在大姑家住，有时在三爷家，六舅家住，到处闲逛，特别是在三爷家，我是常客，三爷是我爷爷的叔伯弟弟。我叔叔龚福林是我三爷的独生子，有两个女儿。家庭和和睦睦，欢欢乐乐，日子过得很红火。福林叔叔会修钟表，会刻字以此为生，他常开导我，要学点技术，有点本事，他说：“现在不比过去了，日本鬼子完蛋了，我们不当亡国奴了，好日子还在后头呢？你们青年人大有前途。”他和我亲密无间，无话不说，我离开依兰后，大约在５０年代初，他患脑溢血故去，还不到４０岁，紧接着我婶也故去，只剩下我三爷领着两个孙女过。我三爷因为打击太大得了疯病，很快离开了人世，他两个孙女让亲戚收留去。
　　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有个伪满国兵姓李的，家在辽宁省，流落在依兰，回不去家了，找活干也找不到，居无定所，流浪街头，有一次和我大姑在门前相遇，谈了他的情况，我大姑来了恻隐之心把他收留下来，他认我大姑做干妈。此人很精明，会来事，也很勤快，还爱唱流行歌曲，我二姐也爱唱有时同他合唱。我们相处一段时间，对他的印象很好，大约在这住了两个多月，回家去了。临别时，还给我大姑磕了头，落了泪，叫声妈，说：“你老人家是我的再生父母，救命恩人，有朝一日一定要报答你老人家的恩情。”我大姑说：“用不着报答什么，以后别忘记我这个老太太，来个信就行了。”可是他走了以后，音信皆无，我想此人不是遇了难，就是丧了良心，常言道：“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难知心。”
　　那时我家还在董家屯住，继母对我很好，关心我的饥寒冷暖，不让我到处乱走。在家的时候，遇见一个日本孩，约十二、三岁的男孩，是日本人撤退时丢下的小孩，被老董家收留下，他总是一声不响地干活，很能吃苦，好象已失去了儿童天真活泼的本性，总也看不见他的笑容。他也会几句中国话，问他为什么到这里来？他说：“爸爸妈妈走了，把我扔下了，满洲人大大的好！”大家都很同情他，给他吃的穿的，怕他冻着，饿着。象这种情况到处都有，有些流落下来的日本儿童，被中国人收养，有些落难的日本妇女，被中国人打救，嫁给了中国人。这些不幸中的幸运者，和中国人结成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在中国生了根，战后日本的家人来认领都不愿意回去。中国人是善良的，对遭受苦难的日本儿童，妇女和老百姓是同情的，痛恨是那些日本侵略者。听说有的日本兵被打散了，没有跟上队伍，见到中国农民就交枪，反被中国农民用他的枪把他打死了，他们却毫无反抗，这叫兵败如山倒。这些士兵实际上只不过是侵略战争的牺牲品，况且已经投降了，就不应杀他们了。中国农民哪知道这些道理，只是恨日本鬼子。
　　入冬以后，我又回到勃利，这里的形势和依兰一样，两抢高潮后，无政府主义正在泛滥，我回来之前，二婶家发生了两件事，一件事是老毛子强入民宅，把他家的胶皮靴子抢走了，另一件事是，半夜来了“砸孤丁”（土匪）的。有几个拿刀的蒙面人，一进门就喊：“都趴下，不许动，不许看！不许出声！”家里人都吓坏了，只好老老实实地趴在炕上。穷凶极恶的强盗又喊：“老太太把钱拿出来，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拿出来，如果不拿出来就砍了你们！”我二婶哭着小声说：“你们看看，我们孤儿寡母，穷得叮当的，连饭都吃不上，那里还有钱和好东西呀！不信你们翻吧，我若是隐瞒不拿出来，就砍我们的头。”强盗们翻箱捣柜，既没有找到钱，又没有好东西可拿，拿几件衣服走了。
　　转过年春天，又遇见一件啼笑皆非的事，有一个姓王的“跑头子”（逃婚的女人），有二十来岁，长得比较俊俏，家里包办婚烟，给他找个丑女婿，她不同意，硬逼着上轿，在入洞房的晚上，她就逃出来了。来到勃利举目无亲，有人介绍到我二婶这来避难。我二婶这个人心太软，就把他留下了。这时家里可热闹了。有李荫生两口子和他们孩子，我二弟和叔芹已是七口之家，又加上个外来的。住都住不开，我还得到老钟家借宿，后来才知道，这个女人逃出后，住在一个旅店里，被人给奸污了。她好象不知道愁，整天嘻嘻哈哈的，托我二婶物色对象也无能为力，一听说是“跑头子”谁还敢要，大约在这待一个多月，婆家打听到她的下落，找上门来把她接走了。世上的事就是如此，其实这个女人也是被害者。
　　当时的政治形势是：苏军已撤走，八路军接管了政权。这些八路军就是原来的东北抗联的，在伪满后期，在东北站不住脚了，大部份都牺牲了，少数撤到苏联去了，苏军开到东北以后，他们就回到东北来了，苏军一撤出他们就抢占了这一带的地盘，勃利县有个杨司令，就是原来东北抗联的，“接管”此地的八路军负责人。
　　从全国形势来看，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都争夺东北地区，共产党抢先一步，派林彪，罗荣桓，率领“四野”开进东北，随后国民党中央军也开进了东北，来接收土地。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是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因此斯大林命令苏军把地盘交给中央军来接收。林彪只好把队伍集中到黑龙江一带。苏联在暗中支持共产党八路军，因此没等国民党的军队开到这里，苏军突然撤退回国了，这就给共产党八路军创造了条件，占领了这块地盘，形成了哈尔滨以南，以长春为界，是国民党的占领区，以北是共产党的占领区，两军南北对峙局面，所以黑龙江是解放战争的大后方，当时哈尔滨是前线，佳木斯和鹤岗一带是大后方。长春电影制片厂，也搬到鹤岗来，称之谓“东影”，也有“东大”，“军大”，“医大”等，也都设在鹤岗，成为培养干部的基地。另一方面国民党又派来大量的特务，间谍到东北潜伏下来，和敌伪残余势力勾结起来，发委任状，组织武装力量，组织暗杀团。号称中央先遣队，来扰乱后方，配合国民党夺取东北的战略部署。哈尔滨的李兆麟将军是被国民党女特务暗杀的。佳木斯的孙西林旅长是被国民党暗杀团在宿舍投放炸弹暗杀的。当地的恶霸土豪，伪满的残渣余孽，纷纷招兵买马，组织武装，拉大旗，做虎皮，自称中央军先遣队，来抢夺地盘，逐渐由小队伍，联合成大队伍。在合江地区最大的队伍有三个，即谢文东，李华堂，张黑子的乌合之众。当时苏军撤走，共产党的正规军还没有开到这里从苏联开回来的少数东北抗联队伍，力量还很薄弱。一是人少，二是缺少武器弹药，三是群众不理解，很少有人支持，招不进兵来。这段时间形成了混乱的拉锯战。八路军接管政权，还没等站住脚，中央胡子打进来了，打了一阵子待了几天，八路军又来了，中央胡子被包围了，突围跑了。那时的中央军假牌的也好，叫“胡子”也好，都有共同点，有章程，有建制，有军衔，有纪律，有的还有军歌，到一个地方不入民宅，不抢百姓的东西。主要是募捐款，收粮食和军用物资，招兵买马。对地方最不利的是出“帖子”白纸印黑字就是钱，拾元的，百元的甚至千元的票子满天飞。买东西，下饭馆都用这种钱，谁也不敢不要，吓得商店和饭馆都关了门。从这些队伍的组成人员来看，多半是好人，有不少热血男儿怀着报国的满腔热血，加入这个队伍。如：张黑子队的军歌头两句是：“怒发冲冠，满腔中沸腾热血”很有鼓动性。东北地区和关内不同，由于受日寇封锁消息和反动宣传，几呼把“八路”和土匪划成等号，连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都不知道。在人们的心目中蒋介石是“大救星”，国民党是“正统”，当时还流传一个神话，说有人扶乱（占卜），上面出现十个字，“德意日完了，介石回北平。”人们的正统观念很强，认为中央军是代表中央的正统军队，中央先遗队是上边派下来的队伍，况且搞宣传，有军衔，有纪律和一般的土匪不同。因此张黑子队伍打进来时，李荫生也心血来潮投军了。因为他有文化，还当上了少尉。干了不长时间，他们在二道河子（勃利县双河镇）被共军包围了，打散了，那时还没有军装，甚至多数人都没有武器，散兵很容易和老百姓混在一起，李荫生也混在老百姓中，逃走了。大约在1946年春末夏初，共产党正规军来了，队伍扩大了，站稳了脚跟，同时进行剿匪，把中央胡一个个都收拾了。我们还亲眼看到谢文东。李华堂，张黑子，血淋淋的人头挂在电线杆子上示众，各地方政府也建立起来，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也随之宣告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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