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故去两个多月的10月份，爸爸把我送到勃利县二叔家。勃利县是牡佳线当中最大的一个城市，高山少平原多，地势较高，不靠大江大河，不受水患。黑龙江一带雨多，那时靠江边的城市，十年九涝，而勃利县十年九收，土地广阔，有很多未开垦的土地和丰富的矿藏。七台河是本省新兴的煤矿城市，那时是勃利县的一个乡，叫七台河乡，有一望无际的草原。我在勃利师范读书时，曾在那里参加开荒劳动，据说那里的荒地开垦后可成立一个县。勃利因交通方便，发展较快，市面比较繁华。自然风景不如依兰，但经济发展早已超过依兰，因此我二叔到那里谋生站住了脚跟。办过报馆，当过编辑，同别人合伙开过酱园子。我二叔无儿女，我们姊弟三人都曾经和他们长期生活在一起。我二姐小时候在那长住过，二弟过继给二叔，比我晚去一年，直到参加工作才离开。我1994年去海林县探望二姐二弟时写了一首诗：
　　同命相连度年华，红颜白发一瞬间。
　 重温“三姓”童稚梦，难忘勃利岁月艰。
　　风雨飘摇求温饱，征途坎坷换新天。
　　手足团聚多感慨，骨肉深情非等闲。
　　此诗就是写我们从依兰到勃利两地，从少年到青年的生活。
　　二叔二婶对我们和亲生儿女一样。我去时逃婚的李荫生正在那里，他在铁路上班。家里还有个“陈妈”是孤身一人，在我二叔家做饭，干零活，不挣工资，我二叔供他吃、穿，给点零花钱，在此养老。似佣人又不是佣人，和家里人一样，亲密无间，是这个家庭的一个特殊成员。我去时已是五口之家了。
　　当时家住在南头园明街，租钟先生（爻卦先生）的房子，独门独院三间房两屋一厨加走廊，比较宽敞。前后院有花有树还种些菜。从家里的陈设来看，虽不太阔气也不土气。穿衣柜，八仙桌，太师椅，坐钟，掛表，大镜子，字画，花瓶，书厨，文房四宝，还有乐器。一看就知是书香门弟之家。
　　我二叔瘦长身材，白脸堂，高鼻梁，神情严肃，时而面带微笑，性格开朗，乐观，幽默，待人热情，善交往，而且多才多艺，口才好，文章写的好，还会几种乐器。有一次给我们做了双乐器表演，把钢丝琴放在桌上，把口琴固定在靠墙的支架上，不用手拿可以吹奏，他边弹琴边吹口琴，两种乐器配合同时演奏，进行数曲，配合得巧妙，节奏不乱，和谐悦耳动听。他还善于打比方，讲故事。有一次谈起，人有没有能耐，他说：“不能看表面，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接下来讲个故事。
　　在满清嘉庆年间，有个赵员外，也是个大财主，请了一个教书先生，这位先生穿戴朴素，比较年轻，不像老学究，老员外有点信不着他，怕他教不好。赵员外也有点学问，观察几天，觉得这个先生真有两下子，学问不浅。对教书先生比较尊重，有一天来了几位高客，都是些比较有名望有学问的人。摆上酒席招待客人，同时也把教书先生请来陪客。大家说说笑笑，也没把教书先生看在眼里，酒过三巡兴致来了，赵员外拿出一幅古画来，用黄绸子包着装在一个很精致的画筒里，看来不是一般的画，赵员外满面笑容，又有点自豪的神情，把画打开，请大家欣赏。一看，是一幅山水人物画，上面是一轮红日刚刚从东方升起，有两座高山，当中有一条小溪，溪上有个小桥，桥边有棵大树，树荫下有个老和尚睡觉，树上还有小鸟，似乎在啼叫，这幅画构图新颖，意境深远，静中有动，引人入胜。尤其是这位老和尚，画得仙风道骨，超脱不凡，惟妙惟肖，出神入化。美妙的晨景，充满生机的大自然，令人神往。大家陶醉在古画的意境里，不住地拍手叫好，议论品评一番。老员外说：“我这幅画是传家宝，如果再配上一首诗，身价就更高了，各位都是大学问家，今天我拿出这幅画的用意就是请各位题诗写在上面，”可是谁也不敢作诗动笔，心想这可不是一般的画，不但诗要作得好，字也要写得好，我这两下子可不敢照量，弄不好糟塌了这张画，我可赔不起……于是你让我，我让你，谁也不敢接受任务。这位教书先生也在座，也不得不让让他。可是没想到，这位不知深浅的年轻人，居然答应了。大家都捏了一把汗，心想：看你玷污了这幅画如何收场，特别是老员外心里没底更着急，后悔不该请他来陪客，他是有点学问，但是这样的画题诗，不是大手笔能胜任吗？急出一身汗，但事已至此，只好豁
　　出去了，于是叫家人拿来笔墨。只见这位无名之辈，拿起笔略思片刻，就刷刷刷写起来，他放下笔大家一看，赫！字写得真漂亮，龙飞凤舞，刚劲有力婉如书法家，再看看内容，诗曰：
　　日出扶桑群山低，双峰峡夹小桥溪。
　　高士一卧黄梁梦，吩咐群鸟莫乱啼。
　　大家一致叫绝，纷纷议论：这首诗朗朗上口，把画的内容全部写进去了，达到天衣无缝之妙，而且主次分明，中心突出，含蓄形象，动静结合，浑然一体，意境深远，余味无穷。这首诗如同在金盒子里放一颗明珠，在锦锻上绣上一朵鲜花。大家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老员外请题诗者落款。这位教书先生不得不露出真实姓名：天子门生，满宠。大家啊了一声，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新科状元。于是纷纷离座下拜陪罪：“有眼不识泰山，慢待满大人了。”故事到此结束了。不要以为我在这里加工作文章，其实我二叔给我们讲得有声有色，比我写的生动多了，他说：“这就是人不可貌相。原来这位新科状元，在封官上任之前，来这里隐居，体察民情来了。其中“日出扶桑群山低”的“日出”，“高士一卧黄梁梦。”的“高士”恰是暗比自已。“群山”和“群鸟”自然是这些人了。这个故事文雅而生动又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因此我向自己的孩子和别人也讲过这个故事。
　　借此，又当提起我的两位叔叔的故事：二叔约十六、七岁的时候，一次约老叔下酒馆，要了几个菜对饮，喝下三壶酒，老板怕这两个少爷喝醉，劝他们不要喝了，可是他们好象刚来酒兴，还要喝。老板有意将他们一下，说：“你们如能把我的酒壶用完，我就不要钱了，”他们一看酒馆不大，酒壶不多，就说：“你说了算吗？如果酒壶用不完，我们拿双倍钱。”老板说“：行！你们如果喝醉了，喝坏了，我可不负责任。”就这样打赌，他俩喝一壶又一壶，老板吓得伸舌头，结果十几个二两装的酒壶全用完了，他们拍拍屁股走了。老板只好认输了。这也是人不可貌相也。
　　二叔在我的心目中是慈祥和威严两种形象。因我太倔犟，任性和不懂事，常和我二婶顶嘴吵架。我二叔装作看不见。有一次忍无可忍气急了，打我几下，我跪下给他赔不是，他落泪了，二叔对我们情同自己的亲生儿女，对我们这些没妈的孩子，操尽了心。
　　我进入二叔家生活之时，二叔正闹眼睛，没有工作，家庭生活比较困难。我这个半大小子吃闲饭也不是常事，况且自己也感到内疚，要求找点活干，这年冬天有人介绍我到日本南大营打工。这是个日本兵营的给养的仓库。四面高墙电网，戒备森严，出入门都得检查。那时打工的叫“苦力”，我岁数小，也不能干重活，叫我在大兵的寝室里烧炉子，打水，打扫卫生。有时和工人一块整理食品仓库。烧炉子时没事自己看书，唱京剧，唱流行歌曲。日本兵也不搭理我，看我是小孩，有时摸摸头，给我糖吃。我也会唱几首日本歌曲。他就哩哩哇哇 说些什么，我也听不懂，他说“摇西”我明白是好的意思。在我的印象里，日本兵也没有自由。我曾亲眼看到他们练兵的时候，上等兵打下等兵的嘴巴子，一边打一边还得说“哈一！”（是）也怪可怜的。
　　我和工人在一起干活时，他们都照顾我，重活不让我干，有时靠边站着，这些工人多半是关内逃荒过来的。南腔北调，同命相连，都没有文化，都很朴实，都很亲密，边干活边说笑话，什么都讲，经常讲些低级下流的故事取乐，但都不敢谈国家大事。有的想起家来痛哭流涕，听者也眼泪汪汪。我想，他们为啥不回家呢？后来才知道，他们没有路费回不去家了，也有的无家可归了。干这活虽不太累但天太冷了，在外面干活也有点受不了。那时凡是在这里干活的除了工资外，每月还发给一条配给价的香烟，我把工钱和香烟都按时交给二婶了。到年底就不叫我干了，转过年来又失业了。
　　在家待了几个月，又找到一份工作，在一个日本人家当“小打”，也就是佣人。这家有三口人，中年夫妇一个孩子。住房比较阔气，一个客厅一个寝室加上走廊，厨房，卫生间。铺地板，进门就要脱鞋，穿木板鞋。屋子不太大，设施比较简单，但很讲究，衣柜，厨柜都镶在墙壁里，有写字台，书架和一些梳妆品，桌上有花瓶，马蹄表，壶碗等。墙上挂着像框，字画，寝室用拉门，进门就是炕。我记得日本人不分炕上地下，既是寝室又是客厅，客人进门就是炕，也是地，跪着也是坐着，这家可能受满洲（中国人）的影响。有个中国式的客厅，面积只有十几平方米。建筑面积小也是日本房的特点。我的活主要是看门打扫卫生，烧水，做饭。不用我做菜，女主人做菜我打下手。我每天早饭后，赶在他们上班前去他家，中午他们不回来，我自带饭，他们下班后我把大米饭做好，用烧煤的炉子，用焖罐做饭。女主人背着孩子回来，我帮着看孩子，约两三岁小女孩。有时孩子自己玩，我帮着做菜，扒葱蒜，打土豆皮，磨土豆、萝卜沫。日本人爱吃米索汤，用又甜又咸的“米索酱”加上调料，再加上土豆萝卜沫。土豆萝卜沫的做法是，用一个上面有像木梳一样的楞文的瓦盆，把土豆萝卜在楞上磨成碎沫，下到汤里，这种汤味道鲜美，非常好喝。他们还特别爱吃甜食，可以用糖来代替盐，用白糖炖肉就是甜肉，如果凉了，把肉凝在糖里，就拿不出来了。我一般不在他家吃饭，有时让我吃，我不吃他们还生气，只好和他们一块吃。这家人不象当大官的，但也不是平民百姓。吃穿都很讲究，有时两口子一块回来，多半是男的后回来，一进门就穿上“呱哒板”鞋，女人把男人的外衣脱下来，穿上大和服。男女说说笑笑，不大会说满语（中国话）对我很和气。有一次我把大米饭做煳了，但女主人没有生气，还用手比划着教我怎么做。对我来说，干这样的活很不习惯，一天基本上没啥事，待得腻腻歪歪，又不敢出去，除了看书就是唱歌，唱京剧。有时我正唱着他们回来了，我红着脸，有点不好意思。他们笑笑让我唱。我唱日本歌曲，他们就和我一同唱。其实，日本人也不都是坏的。我二叔也有几个日本朋友，他说：有的日本人就为满洲人打抱不平，说什么日满一德一心，全是骗人的鬼话，日本人吃大米，满洲人为什么不许吃呢？那时如果吃大米要把门关上，听有人敲门，马上把大米饭藏起来，换上别的饭，如果被发现吃大米，就是经济犯，要坐牢，但在这家我可没少吃大米饭。大约每月工钱十几元，干了三个月，这家搬走了，我只有回家待着了。
　　人如果大了，就待不下去了，吃闲饭的滋味也不好受，那时年轻力壮的失业者到处都是，进入秋季以后，听到蝈蝈的叫声，我忽然灵机一动：我何不发挥一下自己的特长，抓蝈蝈卖。于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二婶，她说：“蝈蝈可不好抓，再说天太热能受得了吗？抓了能卖出去吗？”我说：干干试试吧，反正也搭不上什么？说干就干，我弄些高梁杆扎了几个笼子，跑到野外去抓，我又回到童年时代的乐趣之中，但这不是玩，而是“工作”，我抓了一些蝈蝈，一个笼子装一个，拿到街上去卖，居然有人买，卖给中国人五角一个，卖给日本人一元一个，中国人很少有买的，连饭都吃不上，那有钱买这东西，也没有那份闲心，可是日本妓女成了主要买主，一天能卖好几元钱，回家把钱如数交柜。
　　这个秋收的季节很快就过去了。
　　这年秋天（1944年）我二叔托一个老朋友，名叫沈宝镶的，给我找一份工作。在日伪兴农合作社当临时僱员，沈叔是这里的职员，兴农合作社既是国营企业，又是管理农业的行政部门。凡是县城都有兴农合作社，我二姐就是依兰县兴农合作社的打字员。兴农合作社的主要业务是发放农业贷款，收购粮食、亚蔴、甜菜、油料作物等农产品，供应出售农药、化肥、种籽、农具等。管的面很宽，还硬性规定农作物生产指标，如：亚麻、甜菜，都规定了种植任务，不完成任务要受罚。农药、化肥、种籽等必须由兴农合作社来分配供应。价钱一再抬高，收购粮食也有任务，叫“出荷粮”由兴农合作社定等级和价格，农民受到严重的剥削，因此农民叫“坑农合作社“。
　　兴农合作社的机构庞大，上有理事长，理事，大头头全是日本人。下设若干科系，一楼是办公室，有大礼堂那么大，面积可容纳一百多人办公。分布在各个角落。有的用卷柜，柜台围成一圈，有的用屏风相隔，做为办公室单位。科以下是系，用几张桌子围在一起办公。人来人往倒很热闹，我被分配在用度系，负责管理和发放办公用品。用度系共三个人，我和一个姓李的年轻小姐是办事员，一名主任是朝鲜族人，名叫竹山春三，此人高个头，三十多岁，比较精明，日语很好，权不大架子不小，是我们顶头上司，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睛，一个朝鲜人叫日本名字，可见其奴性十足。无怪乎人说：朝鲜族人是二鬼子。像他这种人越是摆架子，我越看不起他。我的活主要是到仓库取各种票据和办公用品，然后登记发放。一般常用办公用品，就按科系送去。这种活，识几个字，长两只手就能干，对我也算有个工作就不错了。那时干部叫僱员，我是临时僱员，实际上也就是临时工。我的想法是混一天算一天，反正日本鬼子长不了。我们那位同事老大姐，总是一声不响地埋头工作。在当亡国奴的社会里还有什么奔头？她无非也是为了混碗饭吃。
　　兴农合作社这个小天地，也是伪满洲国这个花花世界的缩影，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些汉奸，走狗的表演，有青云直上者，有趾高气扬者，有耀武扬威不可一世者，有摇头摆尾，得意忘形者，“八一五”一声炮响，打碎了他们的美梦，甚至有的成了阶下囚。
　　入冬以后，我被调到收粮队，在杏树乡，参加收出荷粮，主要负责验收、定等、定价和过秤。农民拉粮车，排成长串，一个个交粮，有人故意刁难农民压低等级和价格，我很气愤，但又不能说。我检查质量评等级时，尽量定得高一些，但如果让主管知道，我的饭碗就打了，当然我也不能把坏粮当好粮评，在可上可下能说得过去的情况下，我还是尽量照顾卖粮的人。因为农民一年到头，就靠这个生活，也实在不容易。在收粮期间我按平价买了一袋白面，抽空送回家去。收粮地址就在火车站附近，交通很方便，到家时刚亮天，我二叔还没起床，敲门进去，他看到我背一袋面，忙接过去，那时吃面也按人口供应，私买太贵，家里的面也快吃光了。二叔问我累不累，天冷了别冻着，再拿点衣服，我匆匆忙忙的吃完早饭，就赶回去了。又过了不长时间，突然接到二叔病重的消息，我马上请假赶回来。一进门看到二叔已经故去了，躺在灵床上。原来二叔病故后，二婶让捎信的人撒了谎，只说病重。这个突然袭击对我的打击如同五雷轰顶。我前两天回来，二叔还好好的，怎么也没想到那就是最后一面。我嚎啕大哭，“二叔，你不能死，不能死啊！我不用说养老，连送终都没有做到啊……”这一天我二姐，我爸爸也赶来了，一进门放声大哭，哭成一个团。我二姐拉着二叔的手泣不成声，我爸爸捶胸顿足……李荫生也痛哭不止。他不止一次对我说：“二大伯对我和亲生儿子一样，那时他听说我是逃婚出来的，不敢收留我，经我秉告详情后，二大伯叹了一口气，把我留下来。在家待很长时间才求人找到工作。在火车站当检票员。二大伯平时有点好吃的就给我留着，我有一次晚上有事没有回去，二大伯不放心就到车站找我，知道情况才放心了。”
　 我那可怜的二婶，被睛天一声霹雳击碎了心，眼睛哭肿了，别人劝解还是哭，喊着：“我不想活了，跟世杰一块走吧！……”二叔和二婶一辈子堪称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恩爱夫妻，不论是生活困难也好，遇到不愉快的事也好，总是互相安慰，互相体贴，未见他们吵架，几十年如一日同甘共苦，操劳，拼搏来经营这个家。还收养了几个没有妈的孩子。突然间家庭脊梁骨断了，唯一的精神支柱摧毁了，而且我二叔刚刚42岁的壮年就撒手人寰，这种打击谁能受得了？
　　后来才知道，我二叔死的经过，是头天晚上喝了点酒，过了一段时间就吵吵肚子痛，两眼发黑，马上找人抢救，也无济于事，而且越来越重，到后半夜停止了呼吸。有人说是喝酒喝死的，其实按他的酒量喝的并不多。死因到底也没有弄明白。可能是某种潜伏的疾病，突然爆发所致，如果说中毒，但看不出中毒的症状，脸色和肤色都和正常人一样。当时也不可能进行解剖去查找原因。
　　我爸爸来时带来1000元钱，发丧我二叔，把我二叔的灵柩拉到依兰祖坟埋葬。花200多元，僱了5套马车，我和二婶还有我二姐随车送灵，我打灵头幡，当时正是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的深冬，冻得坐车也坐不住，跑一会，坐一会，悲悲切切，雪和泪凝成冰，整整走了两天半才到依兰（240华里）。在我奶奶的坟后又增加了一座孤坟。
　　我二叔去世后，面临着一个遗留问题，就是我二叔无儿无女，谁来继承的问题，并不是财产，他也没有财产，而是后继有人，香火不断的问题。在今天来看是无所谓的事，但在旧社会却是一件大事，商量结果，决定把我二弟过继给二叔，一来可以慰藉我二叔在九泉之下的英灵，二来可以安慰我二婶这颗破碎的心，我二弟也欣然同意，况且那时我和荫生都在勃利，他也有个伴，因此很愿意去，于是我爸爸又给拿些钱收拾行装起程，同我们一块回到勃利。这时家里又多了两口人，一是我二弟，还有我二婶的妹妹，家住农村比较困难，把小女儿给了我二婶，取名淑芹。我二婶名田文惠，是我奶奶的侄女，也有文化，性格刚强，心地善良，无儿女，现在有儿又有女了，加上我和荫生已是五口之家了。这时陈妈已搬出去单过了。大家围着我二婶，忧伤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我回单位报到上班了，兴农合作社的日本理事长，对我大发脾气，说：“你的工作不干，什么的干去了？”我说已经请假，说明了我叔父病故，又去依兰送葬的情况。他挥挥手说：“这里的工作没有，养猪场的干活。”其实请假的原因他知道，无非是想找个借口，让我去当工人。当时的职务还是临时僱员，待遇不变，干的是工人的活。后来我才知道，我原工作那小系已经撤销了。
　　兴农合作社人员调动频繁，也在压缩机构。在养猪场干活的小青年。多半是像我这样的情况，从机关抽调来的。
　　养猪场在东门外，离家十来里路。有几千头猪，我们的活不外乎打扫猪舍，煮拌猪食，喂猪。活不轻，也不太累，没事在一起闲扯打扑克。有一次用扑克“拉扳克”赌输赢，摸大点，谁的点大谁赢，如果摸到超过二十一个点就被烧死，输了。这种赌法输赢快，我兜里的零钱输光了。回去也不敢说，以后就不玩了。这些人也和我一样，都在混日子，盼日本鬼子早点垮台。
　　这年春天，李荫生的媳妇找上门来了，生米已做成熟饭，只好留下来。好在李荫生有工作，每月把工资拿回来，加上我的工资对付着过吧。我二婶也想办法弄点钱。她好打麻将，一是为了消遣，二是弄点“外捞”。一些有钱人来打麻将赢了也给十块八块的。有时再做点小买卖，就这么张罗钱来过日子。在这年秋天我离开勃利，被“八.一五”的炮声隔在依兰，也结束了亡国奴的生活，进入了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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