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去世第二年，我们搬回了依兰，开始了小家庭的独立生活。这时我家的产业在桦川有十几间房子，收少量的房租，依兰的房子已年久失修，破烂不堪，给人住不收租。在董家屯有几十垧地，年头好时地户交点皮粮一垧地五斗。这就是唯一的经济来源。
　　搬回依兰后，住我姥姥家的房子，这时我太姥姥、姥姥、舅舅、舅母都已故去。外祖父已七十来岁，娶个后老伴，领着孙子、孙女过。外祖父名李成业，是我爷爷的姨表兄，也是商人，发过财，家业早已凋零，只有十几响地和三十几间房子，吃点地租，房租。没有劳动力，生活比较窘迫。有两栋十几间的大草房，分三个院子，我八姥爷（他弟弟）住在西院，我姥爷住在中间，我们住在东院东头一个堂屋。隔壁姓沈名沈华轩，安徽人，是个老学究，写一笔好字，抛家舍业到东北谋生，一直没有回家，又成了家，靠养猪和干点生意维持生活，他们无儿无女（其实在老家也有老伴有孩子）非常喜欢小孩，住在大屋子里，我和弟弟总在他家里玩，有点好吃的就给我们吃，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称之曰“沈大爷”（大伯）。沈大娘爱听故事，那时我上小学四年级爱看小说，看完就给她讲，如：《济公传》、《三国演义》的故事，我还特别爱看小人书，常到“北夹信子”街，去租书，有时她给拿租费，我边看边给她讲，听得入了迷。可是好景不长，因为和书店老板混熟了，也不要押金了，租金也减半了，有一次租了四十多本书，捆在一起提着回家，路经糕点铺，给我爸爸买果子，却把书放在商店忘拿了，回去找也没有找到，结果书丢了赔也赔不起，又不敢向大人说，从此就不敢去书店了，连那条街都不敢去了。小人书也看不成了。听说有一天店主找上门来，让我沈大娘给支走了，说：“这地方没有这个孩子”。
　　这段时间和表弟李荫生混在一起，一块上学，一块玩，表妹淑兰还很小，和二弟一起玩。荫生比我聪明，学习比我强。就是常受后奶奶的气，我后姥姥干净利落，就是有点独，我们一上她那屋去，她就发烦，我妈和她相处也不太好。李荫生刚十五岁，后奶奶就给他找个比他大六岁的媳妇。在入洞房的第二天荫生就逃之夭夭了，跑到勃利县我二叔家去了。家里人吓坏了，四处找他，当知道他的去处后，找他也不回来，我外祖父老两口只好领着孙子媳妇过。 　　搬回依兰时，我家的房子已倒塌，有不少东西放在小棚子里，没人经管，有用的被拿走，无用的成了垃圾。桦川的房子已卖给住户了。在富锦县还有几百垧荒地，因伪满时公家收购，一垧地大约三、五元钱，我爸爸把地照交上去，国家给付了大约一千多元钱，（伪币），家里花了一些，特别是我爸爸挥霍无度，很快就花光了。那时唯一的进项是收少量的地租，如果住在城里花费太大，生活不好维持，因此决定搬到董家屯去，离街内25里，我家的土地和坟茔地都在那里。当时是1940年秋，到农村后，住在一个远房亲戚老董家的房子。老董家是我妈的姨娘家，自耕农的农业大户，董家屯因此而得名。我家和地户相处很好，称之叔叔、伯伯。地主和地户没有尊卑之分，吃米烧柴由地户供给，日子过得比较安闲。我和弟弟在当地民办小学读书，专学古文，背《古文观止》里的一些名篇。老师姓高，已须发斑白，是个老知识份子，对学生很严厉，背古文不会就打板子。我会背的古文不少是那时学的。还用文言作文，记得我曾套用苏轼的《前赤壁赋》写一篇散文，受到老师的赞扬，不过我是不用功的淘孩子，整天领着弟弟在外面跑，吃饭都忘了，我妈到处找，把我们从草垛里拉出来，骂一顿，吃完饭看着我们写字。
　　在老董家有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也是常客，他很喜欢小孩，教我下相棋，唱京剧。我天天和他下棋，后来不知他哪里去了，据说他是抗联的，被日本鬼子打散了，那时认为“八路”就是土匪，但我对他颇有好感，多少年后还念念不忘。
　　在农村的第二年春天，突然发生了起黄病（也就是黄胆性肝炎）在村子里传染开了，死了一些人，我爸爸也被传染上了，浑身上下和眼珠都黄了，病情十分危机。也是他命大，据说有个偏方，把他从死神那里夺回来了。为了养病我们在这年秋天又从农村搬回街内了。在搬家之前，我爸爸打发我去团山子乡要账。有个姓潘的朋友欠他钱，团山子乡离董家屯70多里，我跟着屯里张队长（是包工队长）坐汽车去的。老潘家是找到了，可是没有钱，不用说还账，连饭都吃不上。天天吃苞米糊涂和大云豆就咸菜，我待不下去了，又回不来。团山子是依兰县一个较大的乡镇，日本鬼子在那里修军用飞机场，张队长带一帮工人在飞机场干包工活。我只好跟张大叔在一起，在工棚子里吃、住。天气一天天的冷了，我又没有棉衣，张大叔给我棉大衣穿，对我百般照顾，我还拾了些洋灰袋子，大约混了一个多月，后来随飞机场的汽车回去了。到家一看人去家空，把我吓了一跳，问老董家才知道，搬回依兰去了，我又步行回到依兰。
　　回到依兰后，我妈说：“以为把你丢了。”我说：“你们不是叫我去团山子要账去了吗？为什么不去找我，让我遭了不少罪。”我把离家后的流浪生活说了一遍。我妈气得咬牙切齿骂我爸，埋怨他不该把这么点的孩子打发出去。其实我爸爸心里有数，已托付张队长照看我，知道我丢不了，还进而怨我为啥不回来，堵气说把我丢了。那时老沈家已搬到前街住，我去看沈大伯，他一见我很吃惊，立即把我拉过来说“听说把你丢了，我连觉都睡不好”。马上给我炖鱼吃。我心里暗恨我爸爸还不如老邻居那么关心我。
　　搬回依兰后，住着我姑姑的房子，我姑姑是在女子师范毕业后，当过教师，姑父闫琦是满族人，他家是依兰的大户，他在民国时期当过中学校长，那时的中学校长的地位很高。伪满时在协合会工作，三十多岁就病故了。无儿无女，原有个女孩5岁就夭折了。我姑姑家很阔气，四间砖瓦房，客厅比我家还阔气，仅从摆设来看，除了古物就是进口货，好像个古物、洋货陈列馆。光是钟表就有十几种，挂钟、座钟、有楼台式、手举式、玉雕式、小房式、车轮式、开门式，高的一人多高，小的不到三寸。还有各种叫不出名的古瓶，古玩、铜人、石狮、唐三彩车马、雕花笔筒、玉石砚台等，简直是琳琅满目。她家的书也特别多，有好几皮箱都是名著，文学作品最多。记得我小时候到他家去，晚上可以听无线电，这种东西那时刚出现，在本地都买不到，一般家庭是没有的。她家土地不多，浮财不少，我姑父的父亲当过官，又是八旗人，享受皇家特殊待遇。据说还做过跨国生意，发过大财。满清倒台，他家也自然要衰落下去，甚至连后代都没有了，我姑母形单影只，守着这点家产过。后来要了个男孩，因不争气打发走，自谋生路去了，又过继一个远房侄子，名叫闫海山比她小不几岁，闫海山也无儿女，两口子搬进来和我姑姑在一起过，也没有稳定的职业，相处也不太好。在四八年初，姑母被我二姐接去，剩点产业委讬她侄子守着，也都败坏没了。她在我二姐家帮着看孩子，料理家务，生活二十多年，七十年代故去，我们搬家时是1941年秋和大姑住对面屋。我姑姑很有文才和口才，我和二姐二弟，无不受到她老人家的耳提面命。常给我们讲古典故事，也常教我和二弟读古文，背古文。什么《滕王阁序》、《秋声赋》、《五柳先生传》、《陋室铭》、《春夜宴桃李园序》等，现在还可脱口而背。我是官学的学生，本来学不多少古文，可是在董家屯小学专学古文，尤其是受到姑母的熏陶、教诲使我有了一定的古典文学基础。我又是个书迷，从小学四年级开始读《三国演义》、《济公传》、《儿女英雄传》后来又看《水浒传》、《今古奇观》、《聊斋》、《奇缘艳史》等。我最爱看历史类章回小说，当成真人真事。不爱看武侠，爱情、神话之类的小说，认为是胡说八道。所以看《西游记》、《封神榜》、《红楼梦》较晚。
　　搬回依兰街里后，除在姑母家学点古文之外，已不上学了，让我学刻字，我有个远房叔叔，龚福林，会刻字，开刻字店。让我和他学，可是我不是那块料，就是学不进去。整天东游西逛也不行，又托人给我找个地方，在街公所当博役，也就是干打扫卫生，送信之类的活。记得当月开支三十元，交到妈妈手里，她乐了说：“我儿子也能挣钱了。”那时她已病得形容憔悴，骨瘦如柴了，头几年在我姥姥家房子住的时候，就已得病，确诊为肺结核，那时这种病就是绝症。到处求医，西医、中医都治过，就是治不好。特别是有一次我爸爸和她从董家屯步行回街里，在途中不知为什么吵了起来，我妈好骂人，嘴茬子历害，我爸气急了眼，拿起一块大石头，要把我妈砸死，我妈只好软下来说：“你留下我这条活命吧，我还要回去看看孩子。”我爸爸这才住手，回到街里我妈妈病情加重了。我们听妈妈哭诉这件事，非常气愤，只好来劝解，安慰她要想开。又过了一段时间她一病不起，日加沉重，奄奄一息了，我们明知道妈妈的病不能好，我看着她就哭，有时偷着哭。她常说：“我活够了，不如早点死了好！”可是在她临终头一天晚上，突然挣扎起来，让我扶着到小棚子里胡仙堂去拜神求寿，回到大屋里，我大姑和我整整一夜没合眼，看着她，已有十几天不吃东西了，连水都喝不进去，但一直头脑清醒，说话声音微弱，但能听清楚，她眼泪汪汪地说：“我得修文的继了。”我的泪已流干了，哭又不敢哭出声。妈妈在第二天凌晨咽气前，还拉着我爸爸的手，断断续续地说：“要好好过日子，不要抽大烟了，不要散心，照顾好孩子……把我的皮袄……给二菊……”说完慢慢地合上了双眼，年仅43岁。
　　少年丧母是人生无法忍受的痛苦。我跪在妈妈的灵前，用头撞地，嚎啕大哭不止，边哭边叨念：“是我爸爸把你气死的，我恨他！”我爸爸说：“你还让我给她偿命吗？”其实我爸爸已经够痛苦的了，我那时还不懂事，不理解他，不该火上浇油。我妈的死谁也不怨，是因为当时医学不发达，没有办法治好她的病。
　　出殡时，把妈的灵柩拉到董家屯的老坟茔地安葬，我打着灵头幡，哭哭啼啼，昏昏沉沉地向前走，过路人看到很惊奇，说：“这个孩子给谁打灵头幡呢？”我才发现已把灵车拉的无影无踪了。25里之遥灵车至少也走了三个多小时才到董家屯。我妈葬在我奶的坟后面，后来我二叔也埋在此处。按老传统夫妻死后要併骨，葬在一处。谈何容易，我爷爷死在桦川，我爸爸死在海林，我二婶死在佳木斯，无一併骨。现在坟地已铲平种上了庄稼，和化成骨灰洒在大地上一个样。人就是如此，从大自然中来，又回到大自然中去，悲欢离合都不过是一场梦，既使併骨也没有用。
　　我母亲是一个有文化的劳动妇女，她的一生是辛苦劳累的一生，是望子成龙，只有付出而无回报的一生，是欢乐少，忧愁多，苦恼多的一生，她性格刚烈，泼辣，上进心切，心地善良。她说：“嫁到老龚家没有享受一天福，还不如嫁到穷人家轻松省心。”她当了一辈子锅台转，我两个叔叔早已搬出去自立门户。家里一切活都落到我妈的身上，她年轻少壮的时候家里生活比较富裕，但人口多，更加劳累。一日三餐不能对付，总得弄几个菜，一天到晚忙得头昏脑胀，直不起腰来。进入壮年，未老先衰，自立门户人口少，但更加操心了，整天为生活发愁。我们从不买现成的衣服，都是她亲手做，穿坏了再缝缝补补。一直到她去世前几天，还挣扎着坐起来，给我做衬衣。我一拿起这件衣服就热泪盈眶。
　　我妈名李芳莲，1901年生，和我爸爸同岁，她也是生在大户人家，从小娇生惯养，是我太姥姥的掌上明珠，从小读过私塾，和我大姑是同学，有较强的阅读和表达能力，她好看书，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又善于讲故事。我小时候一到晚上就给我们讲《大八义》、《小八义》、《聊斋》、《西游记》等小说故事。讲最多的是民间故事，有一次给我们讲胡仙的故事，说是她的一个远房爷爷，离家多年，突然回来了，他的儿子已不在了，孙子也认不出来他了。这个老头一说家里的祖宗三代，都对上号了，这才认了爷爷。他爷爷在外边经商发了财，买了不少东西给孙子，准备在家安度晚年。孙子对爷爷也很孝顺，专给爷爷一个堂屋，打扫干干净净，把爷爷带回来的箱子都搬进去，老头把门上了锁，经常早出晚归，有时几天不回家。忽然有一天领回个客人，家里操办了一桌酒席招待客人，他爷爷和客人已喝得酩酊大醉，还要喝，孙子正在敬酒，突然看见客人的衣衫下露出个尾巴尖来，他爷爷使了个眼色，客人收回了尾巴，慌忙告辞了。这件事引起了家人的怀疑。等他爷爷不在家时，把门打开也没发现什么，晚上从门缝里窥视也没有发现异常现象。这老头发现了家人的怀疑就远走高飞了，不再回来了。家人再打开他的门，又把箱子打开，里面空空如也，什么好东西都没有了。我妈讲得有声有色，活灵活现。因为故事是老人传下来的，她也许认为确有此事，因而产生了引人入胜的效果。听故事可以丰富知识，促进思维，陶冶情操，培养好奇心、好胜心和想象力。 我妈虽然不是当老师的出身，可也懂得讲故事的教育作用。还常给我们讲古代名人的故事。从我舅舅去世后，整天满脸愁云，再也没有心思讲故事了。
　　我妈望子成龙心切，对子女的管教很严，常在放学后和放假期间看着我们学习，我也常因贪玩不好好学习，挨打受骂。在桦川时有一次我出去抓蝈蝈，天黑才回来，他拿起条帚疙瘩就打，打得我满院子跑。
　　直到她得了不治之症，对我还抱着殷切的希望。我老叔在她心目中是老龚家最有才华，有出息的人，他经常以我老叔为榜样来教育我们。有一次我老叔回依兰，她对我老叔说：“我的病不能好了，也活不几天了，你把修文带去吧，也许能有点出息，”在这种情况下，我老叔也不忍心把我带走。我老叔临走时，她支撑着身子领我到江沿送行，我老叔上船后，她还不忍离开，老叔站在船边上凭栏而望，满怀惜别之情，向我们挥手，我妈站在岸边擦泪，这叔嫂之间生离死别的一幕，我终生难忘。
　　在我上大学读书和参加工作的时候，一想起可爱的妈妈，恨铁不成钢，死不瞑目，便受到良心的谴责，鞭策自己上进。一想到妈妈吃尽了人间的艰辛，却英年早逝，得不到回报，便感到惭愧和内疚。
　　她为了这个家操尽了心。常因为我爸爸不务正业，乱花钱而吵架，但在病重期间，已知自己不久于人世的时候，还托人给我爸爸物色老伴，她还亲自去相看。我们听到这件事心里凉半截，很不理解她的良苦用心，哪有为自己的孩子找后妈的？真是天下奇闻。可是一想到她那颗善良的即将熄灭的火热的心，我们的心如同揪出来一样痛苦。连帮忙的人也止不住热泪沾襟。她无非是想到自己离开人间之后，对家里不放心，想找一个好心人来代替她照顾好我爸爸和未成年的儿女。
　　我常想，老天爷为什么这样不公平，像我妈这样好心肠的人却被过早地夺去了生命。她为了这个家操碎了心，吃尽了苦，为什么不给我们当儿女的报答养育之恩的机会？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母亲临终时的遗嘱，那微弱的声音，还在耳边回响震撼着我的心，那弥留人世，难舍亲人的悲惨的面容还浮现眼前，催人泪下。
　　在我妈去世那年秋天，爸爸就把我送到勃利县二叔家，从此离开了生我养我的故乡和家庭，也标志着我的童年和少年生活的结束。那是1943年。
　　这里不能不回忆起我的淘气包子的小学生活。
　　在我还不会系裤腰带的时候，我二姑就把我送进学校。她那时正在关岳庙小学当教员。也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二姑名龚莲珠，是我二爷的女儿，年轻守寡，一直未婚，走南闯北，是共产党员。在六十年代她在牡丹江市万人纺织厂，任党委书记，我和二姐二弟都去看过她。在文革中受到迫害，平反后，不久病故，她有一子一女均在南方，在关岳庙小学时我才六岁，二姑给我系裤腰带，领着我上下学，但我好睡懒觉，起来晚一些，她只好自己先去了。有一次我因迟到和淘气被罚跪，那时我老婶也在此校当老师，看见我跪在操场上，指着鼻子骂我。还有一次因迟到被孙老师用教鞭抽打腿肚子，打得我伤痕累累。回家也不敢说，在晚上睡觉脱衣时，被我妈发现了，我才说了情况，可把她心痛坏了，我老婶因此找了那个孙老师，他向我老婶道了歉。这位老师名叫孙兴三，是个爱国人士，后被日本鬼子抓思想犯，死在监狱里。
　　随着家庭的变迁，我辗转读过五个小学，关岳庙小学，楚木街小学，桦川小学，康园小学，董家屯小学。我的学习岂能不受影响？我从小接受奴化教育，伪满的学制是小学六年（初小四年，高小二年）中学四年，大学二、四、五年。学校管理体制是设正副校长，副校长是日本人，实际上是正校长，他一个人说了算。中小学都没有教导主任这一级。小学开设课有：国文、算术、修身、自然、日语、手工、图画、音乐、体育。特别重视政治思想教育，修身课也叫国民道德，讲什么“日满一德一心”效忠皇帝陛下。二年级以上的学生都得会背诵昭书。记得有不少学生因不会背昭书挨打，老师用教鞭打耳朵，我也因此挨过打。
　　所谓昭书，就是康德皇帝两次访日回国颁发的昭书，也就是圣旨，中心内容是以皇帝的口气宣传日满亲善，其实康德皇帝根本不知道昭书的内容。每个机关，学校都有一份昭书，用黄绸子包上，装在精致的匣子里，像祖宗一样供俸起来，每年三月一日（建国日）拿出来宣读。听说有个学校失火了，烧得片瓦无存，就是把昭书抢出来了，还因此受到了嘉奖。
　　在修身和国文课里，除了灌输封建道德外，主要是宣传日满一德一心，信仰天昭大神，武士道牺牲精神和“东亚共荣圈”。当时东北是满洲，关内是新中华（汪精卫傀儡政府）和日本三国，谓之“共荣圈”。把日本看成是救世主，把日本战犯描写成英雄。记得有一篇课文《乃木将军》，写的是日本大海战时，在旅顺口争夺首山。俄国人在山上，乃木将军指挥赶死队，用战士的血肉之躯，来消耗俄国人的子弹，最后夺下了首山，胜利了，但人也死得差不多了。乃木回国后，他给一个女子中学作报告时说：“杀乃兄乃父者，乃木也。”学生都哭了。乃木后来剖腹自杀了，表现日本人的牺牲精神。
　　在所开的课程中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文言文、图画、音乐，最反感的是日语。那时日语是逐年级加码的重点课。在那个年月里不学日语是没有出路的，可是我就是学不进去，还编成顺口流:日本话不用学，再待二年用不着。这话传出去是危险的，听的人直伸舌头。可是大家嘴上不说心里明白，自己是中国人，都恨日本鬼子。在桦川小学时，有个日本副校长，名“卯离头拉”，好瞪眼睛打学生，学生都叫他“毛驴子”先生。他不太懂中国话，学生用汉语拐着弯骂他，他翻翻眼睛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大家都偷着笑，看来中国人是奴化不了的。
　　我爱好音乐，爱唱传统歌曲和流行歌曲，也爱唱京剧，而且是个戏迷，我唱京剧无人教，是听会的，在依兰和勃利时常到戏院子看戏，没钱买票就跳板杖子进去，我最爱看老生戏，逐渐学会了一些唱段，如：《五家坡》、《四郎探母》、《萧何月下追韩信》、《甘露寺》、《捉放曹》、《空城计》、《借东风》等。
　　体育课喜欢足球，跳高和赛跑。在我成年时，参加过乡、县级的越野长跑和3000米竞赛，也得过奖，跳高不太高，只有1.4米。其他球类基本上是白丁和外行。
　　美术和手工课也是我比较用心的课，在桦川小学时我画的“北极熊”在成绩展览会上展出。我最喜欢做手工，做风筝、灯笼、小车、木枪、木刀，用胶合板和纸壳制作分省地图、楼房、轮船等各种模型，都很下功夫，力求精致些。有一次我用木板和厚纸做成的轮船，用胶皮筋缠在轮子上做动力，点燃蜡烛，放在船楼里，傍晚时放在水沟里，可行驶十几米，一大帮小孩围着看。
　　我是个最淘气的孩子。也曾因蹦蹦跳跳受过伤，因淘气打闹惹过祸。我的脚后跟被扎伤过两次，一次是在桦川收土豆时，一次是在依兰脚踩在木板钉子上。还有一次到当铺当东西，进门上台阶就跑，把却脖扭伤。伤别人的事也有，有一年春天和我五姨的孩子金万镒玩，把他的胳膊扭脱臼了。还有一次过年放炮竹，我让二弟手拿着，点着后马上扔，结果响了还没有来得及扔，把手炸伤了。幸而是小洋鞭炸。更有一次差点惹了大祸，过年时放炮竹，我异想天开，要做炸弹，把几个炮竹捆在一起放在铁罐子里，用泥箍上，乾了后，我放在小棚子里，点着捻子，我撤到外边，只听轰隆一声，烟火满房，崩坏了一些瓶瓶罐罐，幸亏小棚子没人。
　　我也是个孩子头，有一次开运动会玩，不但划好场地，做了分工，规定比赛项目，还要花钱购买奖品，自制奖状。有三十多个小朋友参赛，和真格的一样。
　　我也是个蝈蝈迷，一到秋天麦收前后，我就跑到野外去抓蝈蝈，蹲在草丛中，全神贯注，大气都不敢喘，热汗淋漓不敢擦，蚊子咬不敢动，生怕蝈蝈被惊跑了，我就细细观察，按叫声寻找蝈蝈的位置，看见后还要等待时机抓捕。抓捕时要快，又不能用力过猛，以免拍死或断腿。抓不到，把蝈蝈惊跑了，也是常事，但不能灰心，松劲，要耐心等待，寻找目标，变换策略，不抓到决不罢休。待上半天能抓到好几个。其实抓蝈蝈可以培养毅力，耐力和观察力。我用高梁杆扎成一些笼子，一个笼子里放一个，挂在房檐上，听到此伏彼起的叫声，高兴得手舞足蹈。直到七十年代我已老婆孩子一大帮了，在文革中去五七干校学习时，我还在五道岗农场抓蝈蝈，这是一种消遣，和儿时的游戏不同。
　　少年儿童是天真的，无苦无忧的。这时候在家庭的襁褓中，摇篮里，还不知道什么叫悲苦，什么叫艰辛，什么叫奋斗，什么叫人生。这种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当你走上人生的沧桑之路，尝到人生的苦辣酸甜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就会感到我已非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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