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出生的时候，家境已经衰落，主要财产还有几十间房子，几百垧荒地，几十垧熟地。熟地给人种，年成好了地户自愿给送些粮食和土产品。在桦川县开个烧锅油坊（油酒厂）是主要经济来源。
　　那时家庭尽管衰落，但还有大家的气派和排场。我家住在小北门里，是有名的龚家大院，；黑门楼，红大门，木板杖子。院内种了不少花，台架上，窗台上摆放不少花盆。后院是樱桃树林，院内有东西厢房和正房，家里人都住在正房。有四个堂屋（寝室）一个大厨房，一个大客厅，中间是前厅和走廊。大客厅有雕花门窗油漆天棚，地板。有屏风、八仙桌、茶几、太师椅、描金柜、猪皮箱、摆设台、也叫“炕琴”，分两层：下层摆放瓷器，茶具，水烟袋，文房四宝和古董一类的玩艺。上层摆放花筒、大镜子、大座钟、大古瓶等。其中有景泰蓝瓶，是用铜丝编成花纹，构成图案，人物和景物，镶嵌在彩色玻璃上烧制成的。气宝烧瓶是把珍珠、玛瑙、翡翠、水晶、玻璃构成图景烧在瓶子上，这两种古瓶，都很贵重，在一般商店里是看不到的，只有在博物馆才能看到。其实也不算太古，都是清朝的制品。墙上是挂钟，镜子、字画、对联。记得在八仙桌对面有一张字画，上写“德者本也”四个草体字，两边是一副对联，是用我爷爷的名号“海峰”二字编成的。上联是“海阔天空悠扬自得”，下联是 “峰高月朗畅仰为佳”，用玻璃像框把对联镶起来，一进客厅，给人以富丽堂皇，庄严肃穆之感。我们小孩是不敢到那里去玩的。
　　当时全家老少十余口，我太奶还健在已七十多岁，是全家的活祖宗，最有权威的人物。她和我太姥姥是亲姐妹，叔伯排行老七，人称七姨奶奶。我太姥姥排行老三。我太奶后来患瘫痪病故去。那时我还不太懂事，她老人家就离去了。我屋里屋外喊，“太奶，太奶哪去了”？我爷爷潸然泪下：“傻孩子，你再也见不到太奶了！”
　　我爷爷是一家之主，中等身材，大眼睛，浓眉毛，戴个老花镜，五捋长髯，根根如针，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头发还没有白，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神情严肃。家里人都围着他转，听他发号施令，尊敬他、热爱他、崇拜他，又怕他，晚辈见到他都恭恭敬敬、规规矩矩的。他信奉佛教，家里供佛，他每天打坐，读经，但不念经。平时在桦川县坐阵，经营烧锅油坊，在家的时间不多。
　　我奶奶姓田，也是大家闺秀，识文断字，和我爷爷走南闯北，到处奔波，是我爷爷的贤内助。她性格温和，好善乐施，农村的地户或亲戚来，她总是热情招待，临走时还要送些东西拿去。她对我母亲如同亲生女儿一样，婆媳之间从未红过脸，我二婶是她侄女。我二婶说我奶偏向，对我妈比对她好。我奶奶爱花入迷，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浇花，我家的花有几十种，都是她收集和培植的，听说她从俄国回来时带回二十多盆花，有些在船上运输时，把盆子打碎了，花也扔到大江里去了，她心痛得大哭一场。
　　我小时候，她经常抱我、领我到后院樱桃园里去玩，到处红彤彤一片，一边看花，一边打秋千，一边听她讲花爷爷遇到花仙的故事。当时只感到奶奶很喜欢我，现在我也有第三代人了，才真正体会了疼爱隔辈人的心情。
　　我父亲，这一辈三男一女，我父亲是老大，名若霖，中学文化，姑母是老二，名莲叶，女子师范毕业，二叔名子孺霖，字世杰，也是中学文化，老叔名瑞霖，字雨宏，大学毕业。
　　那时家里的人口，除了我老叔在北京读书，我姑母已结婚之外，都在一块生活。我上边有两个姐姐，我是这一代第一个男孩，是全家的宠儿，爷爷奶奶的掌上明珠。记得我还在怀抱的时候，二叔在晚间把我从被窝里拉出来，包在被单里拎着各屋走，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我刚会走时惹出一件事，我跑丢了，全家人都吓坏了，满街去找我。平时我只在院子里玩，忽然心血来潮想出去遛遛达达，可是大门槛子太高，迈不过去，我就像翻墙一样，一头折了过去，脑袋磕了个包也不怕痛。出门就往街上走去，也不知道东西南北，看到什么都是新奇的。这边站站，那边走走，不知不觉地已走出很远了，看见一个挑挑的，挑着大蛤蜊卖，围着一些人，我站在那正看得出神，突然有一个女人，把我拉住说：“这不是老龚家的孩子吗？你怎么跑到这来啦？跟谁来的？”我一愣：“我自个出来玩玩。”她又问：“你能找到家吗？”其实我已忘了回家，当然也找不回家了，我没吱声。她把我抱起来就走，我也不害怕，总觉得这个人太不讲理，自己正在玩得好好的，管你什么事？她不该抱我走。又吵又闹起来，她根本不理我，一直把我抱回家去。家里人正在闹翻了天，找不到我，一看有人送回来了，满天云彩都散了。这位好心人原是个远房亲戚。我奶奶乐出了眼泪，对人家千恩万谢，热情款待一番，临走时还送了一些东西表示谢意。
　　从此家里总关着大门，怕我跑出去。可是隔些日子又出事了，我跑到对门老白家院里，他家有一条大黄狗嗷嗷叫着向我扑来，把我咬倒，甚至把我鼻子咬坏了，鲜血直流，至今鼻梁上还留下疤痕，从那以后我两个姐姐总跟着我。大姐叫大菊，比我大七岁，性格温顺，很喜欢我，从小就常抱我。二姐叫淑菊，小名二菊，比我大四岁，性格像个男孩，人叫她淘小子。两个姐姐领我到樱桃园里打秋千、捉迷藏，她们上学时，我就在前院和泥玩，有时弄得一身泥，挨顿骂，我妈一打我，奶奶就护着，娇惯得不得了。
　　我那时年龄太小，还不大记事，对我印象深的是春天放风筝，我二叔做一只八卦风筝，领我到小北门外，大地里去放，我高兴得手舞足蹈，跟在后面跑，我也要拉绳放，可是一下子没拉住，风筝跑了，越飘越远收不回来了，把我急哭了。可是二叔不埋怨我，说：“再做一个比这还好的。”后来又做一个大蝴蝶，放时我可也不敢拉绳子了。
　　再就是和我奶奶去农村“阿木达”串亲戚，据说那里是我们的老家，离县城较远，是个棒打獐子，瓢舀鱼的地方，野兔满地走、野鸡满天飞、狍子野猪经常见。农村有人来接我们，我两个姐姐也去了，坐着牛车在山根下、野地里的小路上慢慢腾腾地行进。因为下雨道不好，有时陷在泥里，一半会拔不出来，人都下来帮助拉车，我蹲在旁边看热闹，走了大半天才到地方。那里是青山绿水，到处是树林，野草、庄稼，我还没有出过城，在家里玩腻了，在这里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什么都是新奇的，吃大窝瓜，苞米、茄子、土豆，还有粘豆包，这些农村的饭食，比鱼肉要好吃。这家亲戚是什么关系，早已记不得了。像办喜事一样招待我们，又是杀鸡又是捞鱼，还打了个狍子。我和两个姐姐在苞米地里藏猫玩，在草地里采野花，扑蝴蝶，在树林里采野果，听鸟叫，看鸟飞……去了就玩不够，可是只能待两三天，遗憾的是以后再没有去过。
　　儿时最快乐的时刻，莫过于一年一度的春节，那时不叫春节，叫过年。过年时最热闹，人最全。记得在一般情况下，在北京读书的老叔都要回来过年。他排行老三，在北京大学读书，长得有点像我爷爷，圆脸堂，大眼睛，眉清目秀，梳分头，戴个近视镜，西装革履，文质彬彬，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况且那时的大学生也是凤毛麟角，记得他结婚那年和我老婶回来，给我买了不少好吃的，玩的，穿的，戴的，一进门就把我抱起来。我看他穿戴不一般，又很精神，就说：“老叔，你当什么官？”他拍拍我的后脑勺笑笑说：“傻孩子，我没有当官，我是学生，大学生！”我老婶笑着把我抱起来说：“你看我像官太太吗？”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我老婶是满族人名葛文凤，又名葛鸣岐，是小学教师，也是我的启蒙老师。
　　那时在人们的心目中，过年是一年中的头等大事，过年可以休养生息，尽情地享受，无比地欢乐，好像如果没有过年，人活着就没啥意思了，特别是对于农民，更是如此，《庄农杂记》有一段专门写过年，谓之曰“犒劳年造”。
　　在临近年根儿底下，过了腊月就开始做过年的准备，杀猪、宰羊、蒸馒头。不只是馒头，多数是用模子磕出来的不同形状的小干粮。有豆沙、芝麻、青红丝等，用发面蒸的。还有枣山、四喜馒头，上供用的，要请人做一两袋子面，蒸好了冻起来。临近小年就包冻饺子，一般是在晚上包，请人帮忙包，有酸菜、白菜、冻芹菜等馅，饺子不大，一口一个，馅就是肉丸。包完摆在盖帘上，送到外边冻后装在大缸里，有一年西厢房老刘家也包冻饺子，放在外边冻后，拿错了，把我家的饺子收去一些。我家发现了这件事，但没有吱声，知道他们拿错了，不是有意的。过年时老刘家送来一碗芹菜馅饺子，说是他们没有包这种馅，一定是把我家的收去了表示欠意，都混到一块了，要把他家包的给我们一些。我奶奶说：“知道你们不是有意的，这点小事算了什么，咱们住在一起，都是一家人谁吃了都一样，你要还我们，就是看不起我们了。”他们也不过说说而已，哪有还的道理。等我大一些的时候过年，我也能干活了，做干粮时磕模子，包饺子时送皮子，干得很起劲。一些野味（野鸡、野兔、狍子肉、野猪肉）和粘豆包、粘糕，多半是农村给送的，有的时候还能吃到鹿肉。过了腊月二十三，灶王爷上天，就着手打年纸，年纸是过年的专用品，如：香蜡纸码，鞭炮、年画、挂千、神像（天地爷、灶王爷、门神爷、财神爷）和有关食品，佐料，梳妆品等，打成一包，谓之“年纸”，从商店买回来备用，这种风气农村流传更广更久。接着是打扫房子，洗洗涮涮，里里外外，清清爽爽，焕然一新。凡是舍不得用的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客厅铺上红地毯，各屋床前挂上绣花幔帐，花色窗帘，珠串门帘，刺绣桌围子，床上是绸缎被褥，绣花床单，枕头套。墙上是年画，春联。那时不买现成的对联，有文化人家自己编写，无文化人家求人编写对联，那年月没有电灯。到三十晚上，大门口挂一对红纱灯，房门口挂宫灯、彩灯，房内挂煤油吊灯、汽灯，桌上放玻璃罩座灯。供神桌上点蜡烛，红光一片，灯火辉煌。
　　一进门的前庭是供俸家堂（老祖宗）的重地，有个木制的一米多长的祖宗匣子，家谱放在里面，长年放在高处。过年时把家谱请出来，悬挂在供桌的中央，上面按代排列，写着十几代人的名字。两旁是对联。供桌前上方悬挂着八仙图像，供桌上摆放铜，饧供器（蜡台，香炉等）摆放三层供品，最里面的是枣山，花瓣馒头，中间是鸡、鱼、肉，外边是糖果、糕点。地上有磕头毡垫，桌帘是红地金丝刺绣的狮子滚绣球。外来拜年的一进门先在这里磕头，那时过年有四处烧香，天地爷、灶王爷、老佛爷、老祖宗。从初一到初五香烟不断，每次烧香都要磕头，这件事是我们小孩子们的任务，一天磕头无数。
　　按老规矩，三十儿那天午后三点开始供大纸：烧香、明烛、放鞭炮，标志着新年除夕的开始。里里外外，红彤彤、亮堂堂，花花绿绿，五彩缤纷，喜气洋洋。晚饭七碟八碗，自不必说。饭后天黑下来，点着灯、蜡开始辞岁，按辈份次序给上一辈磕头。全家先给我爷爷，奶奶磕头，然后我们小辈的给父母叔婶磕头，都给压岁钱。下一步，我妈领我们姊弟三人到姥姥家辞岁。我姥姥家住大街南头，约三四里路。我姥姥家也是大户，排场和我家一样，那时我太姥姥还在，已九十多岁（去世时已过百），五世同堂，是李家的活祖宗，我们去向她老人家磕头辞岁，老人家笑得合不拢嘴，先叫我妈的小名，又叫我们的小名，拉着我的手，摸摸头，亲亲嘴。给他排队辞岁的也有几十人。礼拜完毕，玩了一会，再赶回去玩到午夜，开始接神，放鞭炮，吃饺子，标志着新一年的开始，接着拜新年，按辞岁的顺序进行，再到姥姥家拜年。以后我们年龄大了，还要到其他亲属家去拜年。按老规距三十晚上大人孩子都不准睡觉，说是精神一年，身体好。大年初一，一开门就有不少至亲、好友前来拜年，一进门就给老祖宗磕头，有些至亲来拜年，我们小辈的还要给他磕头，也给压岁钱。过个年我接的压岁钱最多，用盒子装着，在手里热乎几天，就交给妈妈入“柜”了。拜年的压岁钱，都是给小孩子，互相拜，互相给，落个开心，热闹，没有小孩的人家可就亏了。
　　那时过年好像没完没了，过了初五开始会客。有些贵客光临，还得七碟子八碗地招待一番，主要是吃火锅，再加上一些炒菜和拼盘。火锅的吃法是用肉汤（老汤）下海物，少不了冰蟹、蛎黄、大虾和紫菜。肉以牛羊肉为主，其次是猪肉，鸡肉、狍子肉、野猪肉。菜以酸菜，冻豆付为主，再下些粉丝，味道鲜美不腻人，我妈和我二婶，一到过年就忙得头昏眼花，腰酸腿痛，从早忙到晚做好吃的，没完没了，男人是不伸手的，也从来不雇用帮工。我家还有个规矩，凡是成年女人，从三十晚上开始吃三天素，别人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她们是素食淡饭。
　　正月十五是新年后又一个高潮，也叫元霄节，灯节，和现在一样，都吃元霄，主要吃炸元霄，很少吃煮的，我爸爸最爱吃猪油炸的元霄，天天自己动手炸吃，也不嫌腻。过了正月初十，开始有秧歌，十五是正日子。在灯节时全县选一名灯官，无论官多大，在灯这件事上都得听他的，归他管。在街面上，谁家不挂灯，谁的灯不合格，就罚谁，不罚钱，罚元霄，少则几十，多则几百不等。他穿上古代的官服，戴着红缨帽、坐着轿子，威风凛凛，到处检查，被检查者还得郑重其事地作揖敬礼，远送，不敢得罪他。闹出不少笑话，常有的商店老板，因招待不周而受罚。灯官似乎权限很大，架子很大，吹胡子瞪眼睛，被罚者也高高兴兴，嘻嘻哈哈，赔礼道歉。这种风气和做法，实际上是为了取笑，凑热闹，围观者笑得前仰后合。
　　那时的秧歌队也很精彩，必须踩高跷，打扮成有典故有来历的人物。如：唐僧取经，青蛇、白蛇、牛朗织女、三国演义的刘关张，八仙过海中的八仙，古代清官包公、刘罗锅子等，近代的有阔大爷，小老妈，傻柱子……随便穿红挂绿，系个彩带的，没有名堂的，不准出场。那时看秧歌和看戏差不多。各区乡都自办秧歌队，也有比赛的性质，群众不光看热闹，还要品头论足。还有旱船、撅杆、抬杆，由小孩打扮成金童玉女在杆上撅着或抬着，也有耍狮子、耍龙灯的。秧歌队到一个大商店门前，扭一阵子，还得领赏，至少赏几百个元霄。
　　街上商店的灯，都非常精致，好像比赛一样。千奇百怪，形形色色、花花绿绿，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那时还没有电灯。蜡烛的优势也不次于电灯，如商店门前的高烛风蜡，有一人多高，火苗也有一尺来高，迎风飘动，还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很有气势。最受欢迎的是转灯，分成六、八、十面不等。每面上画一出戏，转起来，好像看“洋片”，“影剧”一样，围观的人边看边喝彩，边品评，这是什么戏，那是什么故事，小孩子们边看边议论，也长了不少知识。正月十五晚上是灯会的高潮，多数都是全家出动去看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比庙会还要热闹，特别是放烟花更是热闹非凡。有一种很少见的高级的烟花，叫“盒子”可出现图像，但成本昂贵，很少有放“盒子”的，我只看过一次，在烟花中出现四个人看牌的影像一闪即逝。
　　那时过年对我来说，吃喝还在其次，甚至吃不下东西。可是特别热闹，有无穷无尽的乐趣，甚至终生难忘。这也是我美好幸福的童年最快乐的时刻，昙花一现的瞬间。
　　仅从过年这件事，使我联想到，那时的人们是何等善良和纯朴，是多么渴望追求幸福生活，这么重视过年，无非是为了欢乐，互相拜年，请客，送礼也都出于礼貌，而无拉拢关系的因素。现在过年和平时差不多，可能是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一些过年的礼仪也淡薄了，远不如从前过年那么隆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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