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浩劫、扼杀人身自由，言论自由，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不堪回首、一言难尽。下面按其发展阶段叙述：

１、红卫兵批斗走资派

　　六五年开展社教运动，处分一批贪官污吏，到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先是没完没了的学习文件和报刊上发表的大批判文章。什么“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批判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等等。这些文章都是姚文元，张春桥，关锋，王力，戚本禹等人写的。这些文痞和刀笔邪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洋洋万言，引经据典，抓住支言片语，上纲上线，引用马列毛的著作中某些个别论断作为理论论据，可以说是喙长三尺，把被批者批得体无完肤。我们这些被愚弄而蒙在鼓里的人，自然心服口服。怀着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心的情投入运动中去。市委，各局处党委纷纷派出工作组，深入基层抓运动。我们这些党外人士只好靠边站，静观其变了。
　　隔不几天，外地大专院校和红卫兵小将来本市煽风点火，把一中的学生也煽动起来，组织造反团，从市委、市政府开始揪斗“走资派”，从8月28日起大游街。游街者，戴高帽，打花脸，胸前挂着牌子。边走边抓人，扩大队伍，浩浩荡荡，一二百人，满街人象看秧歌队一样，边走边高呼打倒之类的口号。走一段停下来，让被斗者站在凳子上，批斗一番，把凳子一脚踹倒，使被斗者冷不防摔个“仰八叉”，弄得鼻青脸肿，披头散发。走到每个机关单位门口都要进去抓人，抓得鸡飞狗跳墙，当走到教育局门口时，有几位女同志，手拿红宝书（毛主席语录），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口号。这是党中央规定的“十六条”发下来，其中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规定。可是谁听你这一套，等他们进来抓人，局长、科长早已躲起来，连我们一般干部都已吓跑了。
　　这时也不学了，也不能上班了。我就蹓跶到一中看看。嚇！大字报铺天盖地，不仅贴满了墙，连操场也摆满了大字报，一看内容，不论是校长，主任，还是中老年教师，几乎个个都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我想，哪来这么多“反党份子”啊！多亏我在教育局，树大荫凉大，如果在学校也一定在劫难逃。
　　紧接着就在人造湖广场（现在的市运动场）召开万人批斗大会。所有市委，市政府，矿务局的领导班子，全被揪出来批斗，还有已被调出的市委书记卢泽民，市长张坤等，也被揪回来批斗。在烈日下，站在板凳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有的昏倒从凳子上折下来，拍拍屁股，还得再站上去接受批判，红卫兵小将主持会场，喊“打倒XXX”的口号，厉数他们的罪状，无中生有也好，造谣诬陷也好，都不容你说个“不”字。

2、造反团揭竿而起

　　中央文革下达毛主席指示，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派工作组是镇压群众，反动路线。于是派出的工作组纷纷撤回来，这样一来党外群众可就反天了，纷纷成立，五花八门的造反团，战斗队，有的两个人叫“双枪战斗队”，一个人的叫“一人不孤战斗队”。写大字报，揭发批判本单位当权派，这些造反团、战斗队逐渐联合起来，在各单位乃至全市形成两大派。一派以党团员为主的“红联派”；一派以党外群众为大多数的“总工派”。两派开展了夺权斗争。地方武装部队，暗中支持“红联”，3026驻鹤岗野战军部队，暗中支持“总工”。两派斗争愈演愈烈，直至发展到武斗升级，动枪动炮，好戏还在后头。
　　在文革中自杀者，多半在运动初期，一是突然袭击没有思想准备，二是不堪羞辱，一气之下以死对抗。运动后期，游街被斗者到处都是，数不胜数，习以为常。如：有的游街者没有人跟着，只让他自己游街，说说自己的罪行，也没人看，没人听了，也就用不着怕丢脸，寻短见了。
　　可是在运动一开始时可就不同了，精神炸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你头上爆炸，谁知道会有什么下场。前趟房的张中非老师，是我的老邻居老同行，是汉语教学的能手，为人正直，谨小慎微，胆小怕事，经历了肃反，反右两次风浪，总算挺过来了，后来转到进修学院任教，文革一开始就被揪出来，说他是国民党特务，要批斗他，第二天就在学院办公室吊死了。他在头天晚上还找我探听风声，问个问题：“这个运动能不能屈枉好人？”我说：“不能屈枉好人，也不能放过坏人，历次运动都是如此。”据说他可能隐瞒点历史，但也是鸡毛蒜皮的事，文革后已给他平反，对其家属落实政策，并发给了抚恤金。可是当时他心中没底，据说家里人又给他泼了冷水，一气之下，悬梁自尽。我去张罗给他买棺材，进修学院的造反派，说他自决于人民，说我“立场不坚定”，我说：“难道让他臭在家里吗？”又过不几天，进修学院的主任赵英夫也吊死了。
　　赵英夫是一位才华横溢，能干而有魄力的中年干部，他负责教师进修工作，威信很高，教育局多次临时抽调他抓中考的招生考试工作。我同他一起抓这项工作。很佩服他工作之勤奋，业务之精通，原则性之一丝不苟。他擅长刻钢板，为赶时间，刻写、印刷考题，忙到深夜，而至通宵，从无差错。这么好的人，为何自杀？无非是自尊心强，火性大，不堪羞辱。据说家庭又给他施加压力，使他无路可走，这也是在文革中成家立业的自杀者的一般规律。一个学院，两名自杀者，这都是进修学院造反派的“功劳”。

３、去北京大串连

　　教育局两派还是和平相处的，我站在哪一边？不能当逍遥派，只能跟着人家走。我是党外人士，只好站在“总工”一边了。大家研究“革命”怎么“革”，没经验，还是出去见见世面吧。那时全国掀起“大串连”的高潮，坐火车不花钱。于是大家决定到北京去“大串连”，有的反对，有的赞成，也不分那一派，谁愿去就加入，我也就加入了，共有三十多人，名曰“学习”，实则游花逛景，用不着买火车票，只带粮票和食宿费便可。在1966年11月中旬，登上去北京的火车。火车上满满登登，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基本上都是进京参观学习的红卫兵，赤卫队（成年人叫赤卫队）。我们打着“赤卫队”的旗号，到北京有联络站，给我们安排食宿。住在一片新建的住宅区，新房刚交工还没有搬进住户，全是一排排五层楼，我们住在四、五楼，开了五个房间。屋内有暖气和地板，外面大雪纷飞，屋内温暖如春，有时甚至炎热如夏。在地板上铺点草，盖上毯子，便可居住。吃饭不花钱，楼下有食堂，也可用饭盒子，小盆打上来吃，吃的是细粮菜里还有肉。这样招待何处有？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要饭花子，不是都跑来了吗？其实这里不是养爷处。要通过联络站发给身份证和招待券，饭票，才能在此吃住。这是我第二次来北京，相隔八年之久了，到街上看看有什么变化。满街是红彤彤一片，用江青的说法叫“红色海洋”。红招牌，红标语，红大字报，不少墙也是红的，小馆一律不挂幌，也没有字号。招牌上写着“社会主义好！”“毛主席万岁！”，所有的单位，那怕是理发馆，修鞋店，也都挂着“革委会”的牌子，找个单位可就难了。要下小馆得贴窗户看看，是不是小馆。
　　我们去了清华，北大，校园里满墙是大字报，重点是揭发中央领导人员的罪行，除了毛、周、林之外，几乎都在打倒之内，连朱德也不能例外，被称为“大军阀”，“大内奸”。特别是毛主席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之后，满街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把“叛徒、工贼、内奸、走资派”等帽子全戴在刘少奇头上。从中央到各部委，简直没有好人了。我想不通，也看不下去这些大字报。还是蹓大街、看古迹吧，反正到哪里都随便看，没人管，不少古迹都被破坏了。尤其是万寿山的排云殿、佛香阁，破坏得惨不忍睹，把大大小小精雕细刻的佛像，全都砸得稀巴烂。
　　听说要在北京市体育馆开万人批斗大会，我们去见见世面，人多得无法再多了，可以说水泻不通。挤进第一道门时，夹在人群里，挤得骨酥肉麻，喘不过气来，出又出不去，进又进不来，差点没挤死。我刚挤进去就把门关上了。里面人声鼎沸，万头攒动。台上正在揪斗彭真、陆定一、杨宪珍，距离太远，也看不太清。只见红卫兵把这几位老革命家，按在地上跪着，又扯脖子，头发提起来，又按下，再提起来。这哪里是批斗，简直是上刑。我想，既或是罪大恶极，一杀了之，也不至于如此残暴肆虐，侮辱人格，实在看不下去，不等散会我就走了。
　　这次北京之行，见了举世震惊，史无前列的大事面，元旦后返回。据说有些人，趁此机会，几乎游遍全国。我们这些人可没有这个胆量，也没有这种兴趣。

４、武斗升级，去勃利避难

　　从北京回来之后，两派斗争，已由文斗变成武斗，发展到白热化的阶段。两派各占山头，据点，“红联”占市委大楼，矿务局大楼。“总工”占了党校和工业局大楼。“红联”以单福祥为总指挥，势力范围主要在老街基，“总工”的首领是胡元太，势力范围在新街基。不但动枪，还要动炸药。解放军也制止不了。已打死了一些人，“总工”派抬着自己人的尸体，在街上游行制造與论，向“红联”发起总攻。已把矿务局大楼炸坏。“红联”在夜间组织反攻，派赶死队，扛炸药包，把工业局大楼拦腰炸开。
　　头两天我还到党校大楼写大字报，一进院看到凉棚里有两具死尸，知道是武斗的牺牲者，心惊肉跳，就再不敢到这危险之地来了。躲在家里听风声，这天夜里听到枪声阵阵，我想武斗开始了，贴着窗户侧耳倾听，枪声越来越激烈，到后半夜听到“轰隆”一声巨响，知道是工业局大楼被炸了。第二天又听说，还有大规模的武斗即将来临，鹤岗就是战场。我和淑珍商量，赶快逃出去避避难吧。
　　大约在腊月二十三前后，我们把东西收拾一下，把窗户，门钉上，夹着包袱，抱着一个领着两个孩子，奔向车站，走在半路猛然听到机关枪响，躲了一阵没动静了，到车站午间乘上开往佳木斯的火车，逃出这个危险之地，从佳木斯换车直达勃利，又乘汽车到恒太乡已经天黑了。孩子他大姨听说鹤岗武斗，正在心神不安，惦念我们。可一下子把我们盼来了。那时他姥爷和二舅在开荒屯住。过了一天我们把云瑞、云龙留在他大姨家，抱着云鹏去开荒屯，老三刚满周岁，可能因一路风寒不好受，总好哭，老谭家老大送我们，背着云鹏这孩子哭了一道，到开荒屯时我岳父正患重病，卧床不起，全家正为病人愁眉不展，还得张罗过年弄吃喝，我还同二哥起大早乘爬犁去外屯请医生看病，开方吃药也不见好。我心里难受只能安慰他老人家，唠唠家常。他说：“我的病可能治不好了，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你们来看看我很高兴……”有一天晚上他做个梦。他对我说：“这个梦清清楚楚的，梦见回到我们老家了，那里的山山水水，都和我小时候一样，还喝了家乡的水，很清凉很甜。”我说：“这是好兆头，你的病一定快好了，因为清凉水可以去病。”他笑笑没有说什么。过了年听说鹤岗消停了，淑珍催我回去上班。我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那里。没想到，我刚走不几天，他老人家就故去了。如果知道这是最后一面，我也不能走啊！
　　这位老人非常刚强，辛苦劳动一辈子，能动弹就下地干活，生怕拖累儿女。我每个孩子出生时，他都来看看，送这个，送那个。有一年夏天，他来看我们，云瑞还在怀抱，在“六一”儿童节那天，我们还照了像，事隔四十多年了，每拿起这张照片，他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往日的欢乐，怀抱外孙儿的笑语……这一切，犹如昨天的事。
　　我回来从佳木斯路过，把二婶接来住些日子。我二婶她们老两口，早在54年淑芹结婚后搬到佳木斯和淑芹生活在一起，把淑芹六个孩子（四女二男）一个个侍候大。妹夫杨展祥为人憨厚，热情。在佳木斯铁路食堂当厨师，他是回族不吃猪肉，但家里人吃猪肉他毫不在意，一家三代，两个民族，十口之家，生活并不富裕，互相体贴，相依为命，和睦相处。老两口心眼好，老头开劳保还烧大水壶卖开水，为了这个家挣钱又照看外孙子，孙女。孩子们对隔辈老人的感情很深，都很孝顺，老两口欢度晚年，都活了八十多岁。
　　再把话题拉回来，我把二婶接来看门做饭，在这住一个多月淑珍她们回来了她才回去。

５、大联合、大批斗

　　武斗之后，形势稳定下来，市委、市政府派驻解放军实行军管，动员两派大联合。其实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反对武斗反对分裂。教育局在市政府二楼“红联”辙走后，我回到单位一看，办公室搞得乱七八糟，我放在办公桌和卷柜里的东西全抢光。后来听说街里小摊上卖的书上还有我的名字，这些穷鬼连我的书也不放过。教师进修学院的图书资料，桌椅板凳，各种设备，几乎挖地三尺，均被抢盗一空。这就是打砸抢的风潮留下的“圣迹”。
　　上班后干什么？开展两派大辩论，谁是谁非，各有论据，无法澄清。后来上边联合起来了，我们也痛痛快快地合在一起了，矛盾对准当权派，写揭发批判大字报。人人写、天天写、层层写、挂满了墙。几乎人人有下边来的大字报揭批。我的大字报称之曰“资产阶级教育权威，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走卒。”内容不值一提，一笑了之。把教育局党委书记赵宝珊、付书记张万钧、局长于占海都拉下马，赶进牛棚，还有业余教育科长王秉珍，被定为“特嫌、漏网右派，国际大破鞋。”初教科长郭运恒，会计杨学谱是“地主分子”也被看管起来。
　　我认为这些都是好人，只不过暂时受点委屈。当时对王秉珍批斗比较厉害。我怕她寻短见，在无人看守时、溜进她被囚禁的小屋里去安慰、劝导她。我讲了历史上左秋明、孙膑、司马迁等名人屈身求全，忍辱负重的事例。劝她要想得开，相信党，挺得住。后来对她的批斗已升级到戴高帽、铁帽、站凳子、大猫腰、昼夜不停地斗。我不忍心看这个场面，一到斗她的时候我就躲起来，为什么斗她斗得最狠呢？因为她太死心眼，太求真，嘴太硬 ，造反派对她说：“不管有没有这事、你先承认下来不要紧，我们还要调查核实。可是她说：“我要实事求是，没有的事我不能承认，”这样一来激怒了造反派，说她抗拒运动，可也拿她没有办法。这老太太终于挺过来了。王秉珍是鹤岗教育界的元老、文革后被评选为市人民代表，离休后几十年如一日。辛辛苦苦，披星戴月地进行《寓教育于游戏中》的科学实验，我曾多次帮助她写论文，经验和事迹材料。她发明的“智力游戏牌”荣获国家专利局颁发的专利证书。她的事迹在中央电视台作过专题报导。现己九十多岁，还那么硬朗，她常到我家来，对我说：“龚老师，在我患难之时，你伸出一只友谊的手拉我，安慰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我很佩服她这种老当益壮，奋斗不息的精神：我赠送她一首诗《夕阳余热》
　　年过古稀两鬓白，尚思为国育英才。
　　夕阳余热迎春晓，老骥伏枥向未来。
　　探索教学新途径，发明智力游戏牌。
　　造福后代随人愿，花木成蹊手自栽。
　　67－68年，正处于批斗“走资派”的高潮阶段，这些造反派想出各种花样来侮辱，折腾那些当官的，官越大越倒霉。从市到局级的干部，都要拉到所属单位游斗，下面还要随时揪斗。教育局的造反派，把主管教育的陈思普市长揪来批斗，何止批斗，还要动武。昨天还是顶头上司，见面恭恭敬敬笑脸相迎、转眼之间却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把陈市长按倒跪在地上，拽着头发打嘴巴子。群众尚隔一层，可是使我难理解的是，那些科级干部，甚至新提拔的教育党委付书记，也能下得手。
　　我反复想一个问题，这些人都是出于什么心情？不可否认为忠于毛主席紧跟党中央是大多数，也不能排除私心杂念，在大浪淘沙，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浪潮里，免不了残渣泛起，各色各样的人物都出来表演，有想乘机飞黄腾达者，有为了泄私忿而报复者。大多数为了保护自己随帮唱影者。我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如果不参加，就会被扣上“逍遥派”，“革命逃兵”的帽子，随时有被揪斗的危险，随大流，喊口号。
　　怎见得泄私忿呢？最明显的是四中，三耕读和基建队。原来四中是王登安（校长）胡学志（书记）掌权，批斗了教导主任沈泽宇和一些教师。后来被揪斗者起来造反，把王、胡关进牛棚，又打又骂，又剃鬼头，还让他们跳黑帮舞，互相打嘴巴子，折磨得苦不堪言。基建队一把手，转业军人梅庆荣，对工人要求很严。三耕读是在三道林场办学，生活艰苦。 是谁也不愿去的地方，老师们憋了一口气。于是基建队的工人和三耕读的老师联合起来，揪斗梅庆荣和三耕读校长李应军加上教育局的当权派，全都剃了鬼头，把头发推得乱七八糟，打了鬼脸，又踢又打。比较而言这几个单位斗得最狠，原因就在于此，还有一种普遍现象，就是单位的领导，必须表明观点，站在那一边，对立面的那一派斗得狠一些。
　　所谓的两派联合，实质是同床异梦，貌和神离，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有些行动不得不在一起进行。除了批斗牛鬼蛇神之外，还要参加义务劳动。
　　如：下矿井支援高产，也进行了好几次，冒了风险，也见了世面。下矿井，一种是竖井坐升降机罐笼下去。一种是斜井，有的步行而下，下斜井十分艰难。如：兴山斜井有500多米深，有60度坡度，脚下一 滑就滚下去了。下去以后有水平巷道，通向作业掌子面。巷道拱是水泥灌的，有电灯，基本上没有危险，要爬过一个入口就是黑暗世界了。这个入口比缸口大不多少，要爬行才能钻进去，全靠头上的矿灯照亮，脚下深一步，浅一步地慢慢前行，到了掌了面就是我们干活的地方。我们的任务是，把打眼放炮后崩下来的煤，用铁锹撮到铁溜子上，运到煤仓去。这种活很紧张，一刻也不能停，满身满脸是煤尘，累得满头大汗，还得不停地撮。有的地方顶棚太低，站不起身，直不起腰来还得斜着身子，坐着蹲着干。其实也干不多少活，干的时候少，闲的时候多，在那闲着也不好受，寒气袭人而且随时有冒顶的生命危险。名曰“支援高产”实则我们下去反倒碍事、添麻烦，工人还得照顾我们，特别是安全问题。有一次周凤彩等人正在那里闲谈，刚一离开，就听叭哒一声掉下一块大石头，算是捡条命。
　　还有一次我靠边站着，有的工人说：“快躲开，那里要片帮！”话声刚落，只听轰隆隆，哗啦啦一声，从壁上淌下来的煤把我冲出好几米远。我手拿的锹靶子已被石头打断，一只手冲破了皮，我只感到背后有什么击了一下，一阵头晕眼花，上不来气，站了一会就没事了。幸亏石头没有打在身上，否则不打死也得残废。大家可吓坏了，都说我命大，把我送上井去。

６、在三机关学习班的闹剧

　　从69年春开始办三机关学习班，把市委，市政府，矿务局三大机关的干部都集中起来办班学习，地址在市政府大楼内（即火车站对个文革后改为宾馆）在那吃住，谁也不许回家，由军宣队负责领导，组织开展活动。按单位组成连，排，每个连派一名解放军当教导员，负责管理生活和有关活动，住在地板上，白天把行李卷起来，就地活动，在大食堂就餐。活动内容主要有五项：
　　一是每天三敬三祝，早午晚三次在毛主席像前敬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同时还要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象拜佛一样，就是没有烧香。把毛泽东当做神仙来对待，居然外地还有一伙人到本市来传经送宝，专门介绍这方面的经验，真是滑稽透顶，实质上等于打倒毛主席的经验。
　　二是学习活动，除了学习报纸文件外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语录，人手一册，活学活用，还要背诵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重点学习最新最高指示。前者是“佛经”，可以普度众生，修炼成仙，后者是“圣旨”，可以保官、保命，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林彪最强调这一条。
　　三是有关文体活动，跳忠字舞，学唱语录歌和毛主席诗词歌。据说有的外国友人赠送毛主席芒果，保养身体。毛主席转送给各地一些，我们还排成大队，敲锣打鼓上车站去接芒果，回来后还要学唱芒果歌。有位作曲家名劫夫，专门写毛主席语录歌，诗词歌，我们学了不少，可是后来听说他是林彪线上的，倒台了。
　　四是举行有关大型活动，经常进行的游街活动，有宣传最高指示的游行。还有结合国际形势的游行。如，支援巴拿马抗议美帝的游行，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抗议“苏修”的游行……。还有一次去东山万人坑，走忆苦路，吃忆苦饭，光脚走十几里路，前边拉着走资派和黑五类批斗开路。回来吃烂菜煮米糠，又酸又臭的粥。
　　五是批斗牛鬼蛇神。这是中心任务。重点批走资派，其次是新揪出来的阶级敌人，从教育口揪出来的有历反魏显章，特嫌王秉珍，冉继敏，地主郭运恒。对这些人一般批斗三四次也就完事了。还有些没有批过的，原来是造反派的科级干部，也要斗几次，美其名曰补课，即“漏网走资派”。这些人不关入牛棚。其他一律编入黑帮队，戴上标签，分级监管，和囚犯差不多，不准和外人接触，家里有大事小情也不准回去。于占海老婆生孩子也不准回去看。
　　对市一级走资派，在体育馆召开大型批斗会。有一次把市委书记霍方侠，矿务局长王洪图揪来批斗，牵着头发，按着脑袋，大弯着腰，象赶牲口一样，围着室内操场转，边喊“打倒XX！”的口号，边拳打脚踢。还有一次揪斗霍方侠，可是他被基层拉去批斗。怎么办？居然想出一个荒唐透顶滑稽可笑的绝招。扎一个纸人，上写“霍方侠”三字，放在大街中心，对着纸人进行批斗，历数他的罪状，边喊“打倒”，更可笑的是还逼着让他说：“你说不说！”令人涕笑皆非。这种滑稽剧和舞台上差不多，乃假戏真做。在批斗高潮时，有公安局副局长，动刀自杀未遂，抢救过来了。文化局的科长陈波跳楼自杀，摔得脑浆迸裂，他爱人吴珊是中学语文教师，也因此在家悬梁自尽。
　　有一次三机关学习班的军宣队，召集一些群众开会征求意见。我也参加了，开会时谁也不发言，我放了一炮：“党的政策不准搞逼供信，有些做法不是搞逼供信吗？”文化局的李波立即反驳说：“这不叫逼供信，因为没有最后定案。”散会后，有个好心人劝我：“应当装哑巴，说真话容易惹事。”我也后悔了，心想这回可能要引火烧身，拿我做典型了，可是以后上边没有搭理我。
　　在三机关我既不是斗争对象，也不是造反派，随时都可能被斗挨整，连家里人也很担心我。大儿子那年十三岁，有时来给我送点好吃的，也是来探听情况。见我就问：“爸爸，怎么样？”我说：“没事，不要惦念我”。

７、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

　　毛主席曾在五月七日有一条指示：学生和干部都要学工，学农，学军，这就是所谓的“五七”指示。学工，学农，学军称谓走“五七”道路，“五七”干校由此而得名，在文革期间从中央到地方普遍办起了“五七干校”，鹤岗“五七”干校建在三道林场，也是个山青水秀，山高林密的地方，靠山根，河边有几百户人家，这是鹤岗最大的林场。
　　到秋天，三机关学习班进入尾声，被关起来的人都解除看管，把我们群众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教育局去了二十多人，我们这批学员有二百多人，分成若干连排。住在林场大筒子房里，南北大炕，一个屋可住几十人，屋子还不够用，我们托坯盖房子，上山砍烧柴，下地收土豆，割地，打谷，干得热火朝天。从三机关学习班到三道林场，好象换了人间，犹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小鸟，吸着新鲜空气，观赏着大自然的风光，大有心旷神怡之感。白天干活，晚上下象棋，打扑克，说说笑笑南朝北国，海阔天空地扯起来。也没有多少活干，后来只有上山砍木头，拉锯，劈拌子一些活。没事，有的在河边挖党参，有的上山采蘑菇，我随大帮上山采蘑菇，一进山没有路，在密林中穿行，只能从树荫的缝隙中看到点点的天空，也辨不出东西南北，如果拉下队伍就会迷失方向出不了山了。我可胆小，边走边打招呼，我一边答应，一边紧跟上，所以走在前面的捡蘑菇，轮到我就什么也没有了，上两次山，拣了一兜子蘑菇，再也不去捡了。
　　就在这几天，出了点事故。物价局有个叫熊登树的同志，长得膀大腰圆。力气大，能吃苦，是转业军人，他在解放战争中，勇敢如虎，立过战功，“过五关斩六将”没想到却在山沟里“走了麦城”。他去采蘑菇，因为耳朵聋，拉了队，找不着路了，偏偏又遇到了大黑熊，他姓熊，名叫熊登树。可是怕熊，又不会登树，见到熊他就跑，把采的蘑菇全扔了，把麻袋套在头上，在荆棘中穿行，恰恰又把方向走反了，背道而驰，也就出不了山了。
　　再说这帮捡蘑菇的人回来一看，少了个人，老熊不见了，干等也不来，可把大伙急坏了，天也黑了，怎么办，上山去找吧，大家用灯笼，手电照亮。满山喊：“老熊啊！你在哪里呀？”一边猛敲铁桶，铁盆铁壶，折腾了半宿也没找到人。只好返回驻地，到后半夜，红旗林场来电话了原来熊登树还有点军人的经验，他在夜间看北斗星来辨别方向，走下山来，直奔有灯光的地方去找到红旗林场检查站，他说了上山遇熊的经历，检查站来电话，证实他是这里的人，没有扣留他，第二天回来了。
　　我在三道林场还交几个外单位的朋友，其中有物价局，税务局，文化局的。在一起吃住干活，感到很投缘，回城后还来我家串门，谈到在“五七”干校的日日夜夜，时间虽不长，但留下了难忘的一幕。
　　入冬后接到家里来电话说小凤病了，我马上赶回去，那时小凤刚八个月，因为云龙不小心，把暖壶碰倒了，烫伤了我的小千金，我回家后好一些了。回来不久快过年了，五七干校的人也都撤下来了，我也完成了“上学”的使命。转过年来我被分配到六中，干我的老本行，我原来就想回学校，这回总算如愿以偿了。
　　教育局由工宣队王吉秋当一把手，建立了革委会，“走资派”也逐渐得到释放，人员也来个大换班，原来总工派，基本上都调出去了，“红联”掌权，这也是全市一般规律。

８、在六中重返教学第一线

　　我到六中后，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学校进入工宣队。工宣队长何长贵任党支部书记，这个人很能干，还能教数学课。原来的书记戴成斌，校长宋元杰，还没有解放。六中也是两派分歧很大，各保一个各不相让。戴，宋多次检查，也过不了关，我不了解情况，不便掺言。
　　学生正在停课，挖防空洞，处于备战状态。学生按连排编制，一个年级为一个连，一个班为一个排。我开始担任一年级班任，后来又改任高二班任，那时的学制是初中二年，高中二年，云瑞刚上初一读书。开课后，学生没有多少认真学习的，上课在外边打球，教师出去叫也不进教室，课堂上乱哄哄一团，甚至有敲桌子，敲铁壶的，无法上课，把我气急了，拽着脖领子赶出教室。对个别学生进行家访，家长也无能为力。当时学生犯罪率也比较高，小偷小摸的孩子哪个班都有几个。戴、宋二人解脱后调出。又调来一名叫王春的女校长。此人作风踏实，雷厉风行，很有管理办法。对学生纪律进行了整顿，教学秩序逐渐好转。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六中发生了人命关天的特大事故，在７0年１０月３１日，六中学生到向阳区农场参加收土豆劳动。坐上一辆向阳区的大卡车，（美国十轮卡车）汽车的司机不知干什么去了，临时找来一个，不了解此车性能的司机。车上装了八十多人，已大大超载，挤得满满的。当汽车开到新一矿附近的养鱼池旁边的桥上，突然灭火了，在驾驶室里还有个去农场看他儿子的老头，坐在身旁碍了事，在紧急中车向后退，司机恰恰把舵扳反了，就滑到养鱼池去了。养鱼池是个塌陷坑，有6米多深，一车人沉下去。互相拉扯，滚成一团，池旁边有人发现，但不会水，手中又没有救援的工具，有的人用扁担，绳子拉上来几个，岸边的坡度又很陡。尽管大多数人爬上来了，还有少数爬不上去淹死在里面。等会水的人赶到，为时已晚。后来市里派来潜水员捞出二十二名学生，一名老头。当时捞上来的学生有的还没有死，甚至有的还会说话。如果就地抢救，用棉被包上，可能少死几个，可是把捞上来的人，一律抬上汽车，头朝下控着，拉到矿工医院去抢救。特别是天气太冷，接近零度，这一淹一冻，一个也没有抢救过来。
　　当听到凶信传来时，我正领着自己班的学生去劳动地点，走在途中，我的脑袋立刻嗡了一下，腿都吓软了。我想云瑞他们班学生十有八成是落水了。这时满街都是人，哭着喊着朝这里跑。凡是有学生在六中的家长都吓坏了。有不少人被人搀着往这里跑。六中的何书记、王校长脸吓白了，腿打哆嗦，不会迈步了。我到水池边一看，围满了人，听说潜水员往上捞人，捞上来的已送往医院了。我马上往医院跑，崔凤林老师把我拦住，他说：“老龚，你放心吧。小瑞随前趟车走了，他没掉进去。”我也半信半疑，以为他给我宽心丸吃。张成玉老师指定是落水了，他爱人马艳宾老师嚎啕大哭起来。有人告诉她：张老师上来了，也拉到医院去了。她又往医院跑（张是自己上来的，还拉出李国立几个学生），我正在往医院跑，半路上遇上云瑞了。他说：“我们坐前趟车去的，走到半路听说这里出事了，我们都往这里跑，我还担心你会不会落水。”
　　云瑞他妈听说这边出了事，吓傻了，一股急劲跑了三、四里，一直跑到出事地点附近。看见汽车往医院拉人，都是头朝下，脚朝上，她想我们爷俩可能都落水了，最少也得下去一个，眼睛盯着汽车上人脚朝上穿的鞋，因为我和云瑞穿的都是球鞋，她愈看愈象我们俩的鞋，心想这下完了。疯一般地跑到出事现场，看见了我，我说：“小瑞没事了。“转眼间云瑞来了，她哇地一声哭了起来，看见亲人了为什么哭呢。因为她才缓过神来，才恢复理智。人这一生最害怕的滋味是什么样？这回才尝到了。
　　隔壁冯本智的儿子小和同云瑞，刘波这三个一趟房的孩子天天一块上学，这天劳动也一块去学校，可是小和觉得天冷加点衣裳，返回学校，前趟车开走了，云瑞和刘波上了前趟车，他正好赶上出事这趟车，勉强挤上去，结果淹死了。他爸爸找不到孩子，我们一块去医院，人都放在里面，家长红了眼，砸窗户砸门要进去，有人把守不准进去，我说我是学生的老师，才放我进去，进门一看一排排２０多张床，放着学生的尸体，令人惨不忍睹，一朵朵刚刚开放的花朵，突然凋谢了，小小的年纪告别了人生，我一边哭一边看，这里面有６个是我教过的一年级的学生，小和也在其中。不一会冯本智进来了，看到自己的孩子又哭又喊：“救救他吧！救救我的儿子吧！”喊声挽回不了儿子的生命，他出去的时候，老伴已在门口昏过去了。他们这个班落水２８人，死了六人，我的学生曹雪梅落水后，他叔叔曹凯也是一块落水的学生出来后看看侄女没有上来，又下去捞，结果他也没上来。这一家淹死两个孩子。这次落难者，多半是要强的守纪律的积极响应号召的好学生。有个叫荣福君的女孩，是学生团支部书记，全校数一数二的好学生。她母亲病卧在床，全靠她做饭，熬药，母亲听到噩耗，病情加重，昏过去好几次，一命呜呼。还有市委书记霍方侠的女儿，团市委刘忠的女儿，老子正在挨斗，女儿又被夺去了生命，这叫火上浇油，雪上加霜。这场恶性事故，坑了二十多家，失去掌上明珠的家长，有寻死的，有病倒的，有拼命的，闹得天昏地暗，听说司机跑了，实则已被逮捕，（后来判２０年徒刑）家长到处寻找肇事司机，要把他打死，在学生下葬时，要把失职的向阳区长活埋。望着二院一字排开摆放的二十二口大红棺材，谁见了谁的心都会碎的。
　　这次车祸纯粹是人为造成的，区长派错了司机，司机违章作业，学校没有组织好学生，汽车严重超员，连人数都不知道，养鱼池多次发生事故，无人解决，这一切实质上是文革期间的混乱造成的。
　　学生举行追悼会，让我写悼词，我一边哭一边写，那一个个天真活泼的面孔，又浮现在眼前。瞬间就成了小小的冤魂．．．．．．市里给牺牲者买了棺木和绿色服装，在荒草萎萎的五公里山坡下，出现了一片少年孤坟，正好和一片井下矿工新坟相对。
　　在那年春季新一矿由于违章操作，出现了瓦斯大爆炸事故，烧死三十多人，这些公亡者的坟茔就在附近。墓上泥土未干，又填上一片少年坟，遥遥相对，一老一少，两片坟茔，一边是违章挖煤的牺牲品，一边是“五七道路”上的冤魂。
　　坏事都赶在这一年，在五月节前，也是在出事这条大道上，人山人海，车如流水，奔向出事地点，抢救向阳区小煤窑被堵在井下的采煤工人，是因为地上对着井下作业面，有一个大水泡子，漏水把井口冲塌封了，里面的人出不来，地下满是水，跑到一起只能站在两平方米大的一块地方，其中有９名女工，两名男工（是犯人）大家不能等死，用锹挖、用手抠，向外打洞，２０多个小时尚未挖通，逐渐空气稀薄，人已奄奄一息了。外面冒着被砸死的危险向里挖洞，挖了两天一宿终于挖通了，和里面挖的正好对在一起，把人都抢救出来，无一死亡，其中两个犯人（有一名姓雷是我的邻居，）因立功而被释放了。向阳区责成我写一篇通讯，我和另一位小青年合作，进行了采访调查写成一篇名曰《一曲团结胜利的凯歌》长篇通讯，在鹤岗日报上发表。此篇通讯又报到省里，受到省里的批评说：“再团结也是坏事，不宜在报上发表。”那时的报纸是党的正面宣传工具，向来是报喜不报忧。
　　在文革初期我四弟去海林在二姐家，我爸爸在这里，后来得了脑血栓，但还能行动，。６８年秋，我爸爸去海林，69年春听说他病重，我带云龙去海林探望，路过牡丹江，因未赶上火车在那住下，晚上正赶上庆祝九大召开，大街灯火辉煌，秧歌队一伙接一伙，满街是人，我领云龙去看热闹，转眼之间，云龙钻到人群里，找不到了，我只好又回到原地等他找我来。正在着急，他从人群中跑出奔我来了，这个刚刚六岁的孩子还挺闯实。
　　到海林后，我爸爸的病情已有好转。待几天就回来了。后来我爸爸一直在海林到73年病故。
　　淑珍从７０年开始在民办“五七”小学当教师。老大、老二上学，老三在家，小凤放在六中哺乳室，我们两个每月工资１００多元，６口之家，再种点菜，捡点煤，省吃俭用，可以维持一般生活。我这个安乐窝别无他求，能吃饱饭，冻不着也就满足了。还是一心扑在教学工作上，这时教学工作没有人管，学生也不愿意学，好对付。但我不想下十九层地狱，误人子弟，尽量把课教好。师范学校复课后，再三动员我去师范任教，但我不想去，王春校长也不放我。

９、抓开门办学和教研工作

　　72年教育局成立了教研室，在煤城小学校办工厂仓库办公，闫世海任教研室主任，把我调去。刚成立时只有七八个人，后来增加到10人，李树芳，汪春孝管后勤，分中小学两个组。中学组有我和魏显章、毕全贵、赵明阳、杨文和，小学组有刘淑贵，魏良元，王自芳。上边业务对口领导是省教育学院。从全国形势来看，被打倒的干部，基本上都得到解放，安置了工作。局处级以下的单位都派进了工宣队当一把手，结合原有的干部成立了革委会，各项工作基本上就序，走上了正规。
　　我们抓什么？一是抓教材改革，省里召开了旧教材批判会，把文革前的语文教材的古典文学，说成是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树碑立传。新教材是什么样子？名家名篇一律拿掉，除了几篇毛著和鲁迅的作品外，多半是从报刊上选的赶形势的文章，所谓的新人新事等等。不论什么样的文章前面都要加上一段毛主席语录。即所谓：政治挂帅“突出政治”，因此人们把新编语文教材概括为“语录加报刊”。
　　还有一次在省里讨论一个问题？现在教学质量是降低了，还是提高了？研究员们各个面面相觑，不肯表态，明明是降低了，可是谁敢说真话，在这“指鹿为马”的年代弄不好，扣一个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帽子，可受不了。可是也不能昧着良心说话呀！敢于坚持真理的还是大多数，终于有人站出来，放了第一炮，他说：“我们要实事求是，教育质量降低了。”接着举出不少事例和数字，大家纷纷支持他的观点，补充了铁证如山的论据，会议主持人伸伸舌头，摇摇头说：“。我看不一定，如果知识质量有所降低，思想和德育质量，肯定是提高了。”可是又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论据来。大家又纷纷加以驳斥，举出不少事例，和学生犯罪率提高的统计数字，证明德育质量降低了，我也同意大家的看法做了补充发言。我和大家的想法一样，做为普通老百姓，不怕丢官，大不了打成反革命。同时对新教材的质量太低，也提出不少意见。主持人也有他的难处，既不能下结论，又不能如实上报讨论的结果，只好不了了之。大家也无力回天，只不过是泄泄气罢了。
　　由于文革的破坏，造纸厂刚刚开工，印教材的纸张奇缺，供不应求，学生课本发不下来怎么办？有教材没参考资料也会影响教师备课。为了解决无教材的燃眉之急，闫主任带邻我们去双城县。和长春市，到处求援，给学生印教科书。我们还编写了语文教学参考书印发给老师。我们在长春蹲了二十多天才把书印出来。
　　二是，抓开门办学，即所谓“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马克思提出的并做为党的教育方针。我认为这一方针是对的。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人是成不了。才的一个人不论你有多大学问，多大能耐，总得有点劳动观点，但是不能过分，当时的错误在于过分强调劳动，颠倒了学习和劳动的主次关系。中小学都要办工厂、农场、大学不搞招生考试，实行选拔推荐制度。张铁生之类的白卷先生，成了风云人物。又提出农业大学要放在农村去办。号召学习朝阳农业大学，朝农的做法是“大家都来学就是上大学”不论文化高低，不论男女老少，进到那里就是大学生，只要在种植上搞出点名堂来、就是好学生。所谓批判讲“马尾巴功能”的教学方法，也就是反对学习理论知识。在这条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到外地参观学习开门办学的经验。又去海城县走访全国闻名改革语文教学的王前老师。我们风尘仆仆的远道而来，却吃了闭门羹，原因是这位老师被打倒了，正在接受批判，王前的经验也就不消自灭了。这是个海边城市，我们在旅店关门吃起海鲜来，买一些小杂鱼，收拾干净，用开水烫，加上一些佐料，很好吃、吃喝完了打扑克、好不逍遥自在，管它什么经验不经验的。
　　这次公出还到吉林省农安县走访，正赶上他们开运动会，县教育科长亲自出面，把我们看成是老大哥，设宴招待，因为他们对鹤岗久已闻名。
　　我还带领十几名老师去宝清县，学习办农场组织学生实习的开门办学经验，到桦南县孟家岗学习结合生物课、农业课开辟实习基地的经验。我认为他们的经验也有可取之处，既在经济上创收、解决学校经费不足问题，又可以使学生学到劳动技术，还搞了些有关科研活动，有利于培养人才。但不能以劳动代替教学走向极端。中国的事就是如此,说开门办学就一哄而起，不顾客观条件。说不办了，就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砍掉，来个关门办学，千军万马都往高考这条独木桥上挤。
　　我市各中、小学都办起了工厂、农场、同时和工厂挂构、组织学生定期参加学工劳动。开门办学大有文章可作。关键要在结合教学上下工夫，尽量不走过场、要有目的有计划的结合教学，我亲自下去蹲点调查、深入车间、农场，帮助老师改进工作、总结经验，召开现场会，推广他们的经验。
　　要做到同教学结合实在不容易。主要是工厂、农场的条件和劳动内容所限，能结合则结合，不能结合就不要勉强结合，所以多半属于单纯劳动性质。不少学校没有学工学农基地，就得创造条件开辟阵地，教研室的数学教研员，赵明阳被调到四中任校长，他和于显洲老师抓了校办农场工作，组织师生到郊区开荒，盖房子，挨了不少累，遭了不少罪，才把农场办起来，全市中学在那里开了现场会。其实也就是组织学生轮流去劳动，得不偿失。
　　我们还到北京、天津、大连、丹东、长春等地去参观取经。其实也就是遛达，那时的参观学习就是如此。游花逛景多，走访学习少，学习人家的经验自己用不上，因为我们的条件不同。如：长春市的校办印刷厂就有十几所，我市只有一所校办印刷厂（胜利小学办）、根本无法相比。还有不少学校专门为汽车制造厂生产零件，北京一个小学，生产纽扣、甚至打出国外市场，这些经验只有望洋兴叹。
　　出去参观学也不容易，买票难、坐车难、住店难。买票要排几个小时才能买到硬坐票，卧铺根本买不到。上车后往往要站好几个小时，甚至站一宿。有一次去大连，同行六人，我看一个坐位有点空了，就坐上了，座上的人故意往外挤我，我也不客气，往里挤，挤来挤去“卡巴”一声，把座位下的钢筋压断了，列车员让我们包赔，谁的责任争论不下，列车长只好二一添作五，各打五十大板，罚我们四元钱，各拿两元了事。下车后马上到住宿登记站去排号，把证件和介绍信交上，排几个小时登记不上，只好不排号，先去办事，找有关单位帮忙找地方住，但是也帮不上这个忙。犹如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一次去北京找到门头沟区教育局，以为那里不是市中心，住宿可能好找一些。他们答应给找住处，可是后来又推了，原因是怀疑我们的介绍信有问题。因为我们原没打算去这个单位，在介绍信上后添上了门头沟教育局。人家给我们留面子没有挑明罢了。我们只好去住澡塘子。那时的旅店和澡塘子没有私营的，数量上供不应求。浴池夜间就是旅店。还有一次我同王家驹去天津参观教具展览、他在家住了二十多天，我住了二十多天澡塘子。半夜十点才能进去，第二天开业老早就得离去。天津市的大街小巷我遛达个够。可见在外面如果没有耐性和吃苦的精神就别想出去。
　　公出也是探亲串门的好机会，72年邓小平上台后，大刀阔斧地整顿收拾文革的烂摊子，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起色。教育部门也猛抓了提高教学质量，深入进行教学改革，为此我们教研室在闫主任的带领下，于73年夏，去牡丹江、鸡西、齐齐哈尔学习这方面的经验。第一站到牡丹江市，我顺便到海林二姐和二弟家看望姑母，我爸爸73年在海林去世，这次去给他老人家上坟。紧接着去鸡西参观走访了一些学校，我又抽空去恒山矿看望表弟李荫生，我第一次去找不到门，他是恒山矿教育科长,我到单位把他找到,在他家住一宿，再三留我，因公事在身，来去匆匆，赶上队伍去齐市走访学习后，回来路过大庆看望三弟龚济，他们说：“老龚你遍地都是亲戚，”我说:“多亏这次公出，不然说不定哪年见面呢？”三弟是在文革前被我二姐托人送到大庆，加入采油工的队伍。那时还是艰苦创业时期，我去时很少看见楼，老百性都住在“干打垒”的土房里，到处是一望无际的盐碱地，四通八达的柏油路。路旁是星罗棋布的油井。隔一段路有居民点和村庄差不多。那时大庆人住房、吃水、坐汽车都不花钱，我坐上不买票的公供汽车，直奔他的住处，不巧这天休假，他去让湖路玩去了，我在独身宿舍受到他的好朋友的热情招待，饭后在他的床上休息，刚要入睡，忽然有人拍我的肩膀，一看我二弟也来了。真是太巧了，我说：“什么风把你吹来了？”他说“咱俩是一股风，”可是我们俩事先并未约定。等到午饭后四点钟，龚济才回来，他的伙伴一看，两个哥哥都来了，为我们备了丰盛的晚餐，畅叙别情，谈到龚济处了对相，名叫王若玉也是采油工，已经成熟准备结婚。第二天我们买点礼品，到他未来的岳母家作客,看看他的对相，这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对这门亲事非常满意，对我们招待一番，第二天返回。
　　走访回来后，我们把工作重点深入到教学领域，抓了教学改革，组织了几次公开课。可是好景不长，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四月份清明节出现了天安门事件，硬说邓小平是后台，邓小平又被打倒了，这几年刚刚缓过来，过几天好日子，说成是“回潮”，是“右倾翻案”，于是又开展了第二次批邓，即所谓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次批邓和文革初期不同，就是批不下去，大家心里有数，没有邓小平的复出，整治这个烂摊子，大家就没法活下去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得道者邓小平,失道者是林彪和“四人帮”，所以我们蹲在煤城小学仓库里打朴克，闲扯蛋，实在逼得没办法应付一下。前几年批林批孔可就不同了,林彪外逃在温都尔汉粉身碎骨，大快人心，他在解放战争中立大功威信很高，但人们的眼睛不仅看你过去，更重要是看你当前。把他的名字写在党章里确定为接班人，人们就不服气，特别是大搞个人崇拜，已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手拿语录本，讲什么“活学活用”，发明“四个伟大”丑态百出，大树特树毛泽东，“实则树自己”，这话毛泽东不说，大家也知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知道他没安好心，不过没想到暴露这么快。所以批林，人们咬牙切齿，怒火冲天。至于批孔实则别有所指，他的罪行和孔老夫子毫不相干，孔子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是圣人，四人帮企图通过批孔把周恩来也打倒，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年九月，指鹿为马的毛泽东,刚刚撒手人寰，四人帮就倒台了，这也是水到渠成，意料之中的事。宣告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结束。

　　　　　　　　　　　　　　　　　　　　　　　　　　　　　　　　　　　　　　　　　　　　　　　更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