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调教育局时，正是市、矿合一的时候，矿务局全套人马同市政系统合并，在市委、市政府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在经济上还是各算各的帐）。当时还没有文化局，把文化、教育合起来叫“文教局”，除党委班子外，下设4个科，人事科，财务科，中小学教育科，业余教育科。中小学教育科，郭运恒是科长。周凤彩，高春荣，于永智负责小学，我和李道域负责中学。大跃进以来教育事业发展很快，已有9所中学，其中4所矿办。我的任务是抓语文教学，下去听课，开展教研活动。但文教局和学校不同，是全市教育工作的指挥部、司令部，我是一名小兵，哪用哪到。哪容你集中精力抓业务，下面分别说说我抓的主要工作：

１、改善矿工生活

　　在自然灾害期间，抓生活是头等大事，市里成立一个抓生活工作组，从各机关抽调人员，组成若干个组，下矿开展工作，我参加了一个组，由卫生局长崔立民挂帅，6人组成，派往大陆矿深入工人宿舍蹲点调查，我和王秀莲深入一个工人宿舍，一进门吓了一跳，简直和花子房一样，肮脏、杂乱得目不忍睹。一进门臭气难闻。100多人住在一个大工棚子里，横一排坚一排的二层床，有的床围成井字，有的排成长串，有的围成一圈，乱七八糟。床铺之间拉上横七竖八的绳子，上面挂着破衣服、烂袜子、手巾、麻布……地下处处是垃圾。还有小桌子、板凳、餐具、工具……杂乱无章，随意摆放。尽管有服务员打扫卫生，也是应付了事。厚厚的灰尘，成堆的垃圾从未彻底打扫过。这就是所谓的“矿工之家”。
　　我们工作组的成员，住在机关宿舍，单开一个房间，条件和工人宿舍相比，有天地之别。工人在食堂就餐，花钱交粮票，定量供应粮油，能吃饱就算不错了。我们晚上开碰头会，汇报了情况，决定找矿上的领导，请他到工人宿舍看看。我们工作组组长说：“这里简直不象人待的地方，这样的条件工人休息不好，怎么能搞好生产？卫生条件这么差，也容易得病”。这里住的都是年轻力壮的采煤工人，从井下上来洗个澡就睡大觉，哪还顾得修整环境，打扫卫生，能洗洗衣服就不错了。矿长受到批评，又摆出无可奈何的姿态，说：“这年头哪有钱来改善条件，不过卫生条件还可以改善”，又说明自己没有下来了解情况，犯了官僚主义。经研究决定从卫生抓起。于是把服务员招集到一起，交待任务，提出具体要求，限定时间，改善卫生面貌。我们监督和验收清理卫生工作，同时和他们一块大干一场。擦玻璃，扫天棚四壁，清理垃圾，调整乱放的床位，横竖成行，把空间乱拉的绳子拿掉，在外面拉上绳子晾晒衣服，把乱放的东西收拾起来。同时制定了卫生和住宿公约：不准乱放东西、不准随地吐痰、不准在室内吸烟、不准乱扔垃圾等。大约干了将近一周，卫生环境大有改观。在食堂还能吃到不要粮票的豆付渣。在那时豆付渣是最好的食品了。我们工作人员也能吃到饱饭了。为了互相学习，促进工作，各矿之间还开展了“改善工人生活”的评比竞赛，召开了几次现场会，参观了工人宿舍和食堂。走到那里都招待一番，无酒有肉，主食是细粮吃饭不定量，交3两粮票5毛钱。这次抓改善生活成效不小，我们也改善了生活，吃上几顿饱饭。大约干了两个多月，撤回本单位。1960年是三年自然灾害最难熬的一年，后来才知道，在关内农村饿死两三千万人，有的村庄饿殍满地，十室九空。我们这里算是福地了。可是也强打精神浪，当务之急是抓生活，吃饱肚子，于是大搞代食品，小秋灶，人造肉，高量蒸米法等等，五花八门，其实都是胡扯蛋。入秋之后，号召学生上山采野菜野果，美其名曰：“小秋收”，可是上山不几天就出事了，有不少学生吃野菜中毒了，浑身浮肿，皮肤发红，气息奄奄，经过全力抢救，总算没有死人，才松了口气。

２、 为人做嫁妆

　　我从工作组撤回来不久，又有了新任务。市里评选出出席省的优秀教师，在暑假期间去省开会，由市委宣传部长王金荣挂帅出席这次会议，指名抽调我去省帮助写经验材料。具体任务是帮助公园小学教师杨其伟和矿务局幼儿园园长曹瑞芝写经验材料。住在哈尔滨北方大厦九楼，当时是哈市最高的楼。条件非常好，有套间、洗澡间、地毯、钢丝床、沙发、写字台等。吃的也很好，后来又迁到哈师院招待所干这个活。
　　第一稿按他们自己的材料加以充实整理，再加以文字润色。因为是经验材料，我也不敢瞎编。交给王部长一看，他紧皱眉头说：“不生动，要写成故事。”他又给我看一些外地的经验材料，确实很生动，简直和小说差不多。这可把我难坏了，我不了解情况，只凭他们的文字材料和口头介绍，根本写不生动。王部长又对我说：“不是叫你写历史，不管有没有这件事，写生动就好。”
　　有了上方宝剑，我就大胆地胡编滥造起来。杨其伟的经验是“口算教学法”也是心算法，把一些加减乘除的算题，用简便的方法，不用动笔，马上就可以算出来，这是一门科学，不能胡编。但可以从“法”上下功夫。从不同的角度编出例题，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达到脱口而出的速度，显示教学效果。同时加上一些故事情节，经过三次修改，完成了任务。
　　矿幼儿园的材料原来是写一名阿姨苦干实干的事迹。后来要求写成集体性的经验，命名《巧阿姨运动》，把着眼点放在“巧”字上。重点放在训练基本功方面，达到熟能生巧的程度。先写面临的困难，幼儿园的条件差，人员的素质差，家长的意见大等等，接着写如何发起此运动，如何克服困难，如何训练基本功，如何训练朗读、书写、画画、弹琴、唱歌、跳舞、甚至学习缝纫，理发等等。在训练过程中如何废寝忘食，全神贯注，熟能生巧“巧”到什么程度，做到服务周到，家长满意。写了一些矛盾冲突，苦练技能的精彩片断。几乎和小说、戏剧差不多。交到教育厅幼师审稿组，还说不太生动，我又进一步发挥了想象力，充实修改了几次，最后审稿的高老师满意了。她说：“老龚你还真有点才，真有两下子！”我想，不怪你姓高，也真“高明”，这叫“吃柳条子拉筐——编的”，会后《口算教学法》和《巧阿姨运动》，都在《黑龙江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当时的浮夸风，在教育战线可见一斑。
　　为人作嫁妆，抬轿子，修美容，对我来说是常事。所谓的经验事迹年年写。

３、下基层蹲点

　　这里所说的蹲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下乡蹲点。入冬以后由张局长带队，到新华公社（乡）蹲点，抓勤工俭学，改善办学条件，创办农业中学，去了七八个人，我是其中的一员。我们分组深入各大队（村）民办小学调查。我分到永芳，永兴，永利三个村的小学调查。其中永芳小学条件较好，永兴，永利小学，校舍年久失修，破烂不堪，有倒塌的危险，学生没有桌凳，坐在砖头，木板上授课。教师挣工分，可是不顶钱用，换不出粮食，也不能用来买东西，还得挨饿。学校种点地，颗粒不收。况且学生太小，又饿着肚子也干不了活，家家闹粮荒哪有心思上学，学校强对付上课。勤工俭学谈何容易，勤工“勤”不了，无工可做，俭学已经俭到极限了，无法再“俭”了。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
　　办农中怎么办？一无校舍，二无桌凳，三无教师，四无经费。当时决定由公社文教科长张国远负责，把新华小学的一栋草房给农中作教室，办公室和宿舍。公社拨给几垧地，还有车马。从小学选拔教师任教。没有桌凳用板子搭，再从市里支援一些旧桌凳，但是招不进学生来，没办成，只好来年再说吧。后来又决定在永芳小学设立一个戴帽性的农中，既在小学设初中班。永芳是新华乡最大的一个农村，有上千户人家，小学的规模也比较成型，有十来个班级，全日授课。那里不少老教师我都比较熟悉。我们去那里蹲点张罗一番，可还是招不进学生来，能上中学的已经是家里的劳动力了，饭都吃不上，哪还顾得念书。经过再三动员招了一个班，总算办起来了，我们在这蹲点基本上待着没事，我帮他们搞搞教学计划，排排课表。蹲了两个多月的点，没少挨冻，但能吃饱饭。
　　二是深入市内和郊区中学蹲点，搞视察工作。从六一年开始已和文化局分开。教育局成立了中教科，陈卫杰，李勤任科长。刚从长春师大教育系毕业的夏志友被分配到中教科，后来谷城域，刘德文也调入中教科，我和夏志友是老搭当，经常深入学校去视察工作。如何抓视察工作，上面没有具体要求，也没有现成的作法参考。我的原则是实事求是，不走过场，力求摸清情况，对学校有所帮助，逐步探索出一套办法。一是听领导汇报，二是下去听课，三是召开学生座谈会征求意见，四是检查老师的教案和学生作业。最后把我们掌握的情况进行分析，归纳出几条来，郑重其事地开个领导班子会，把我们的看法提出来，肯定成绩，指出不足之处，提出改进意见。去一个学校蹲两三天再换个地方。我们下去都以小学生的身份出现，虚心向基层学习，又不走过场，不讲客套，有一是一有二是二，该肯定的就肯定，该否定的就否定。从不搞浮夸，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生活上不接受招待，如果学校有食堂，就到食堂排号就餐，没有食堂自己下小馆。但到农场中学例外，如：鹤立河、宝泉岭、伏尔基等农场。我们要在那住宿，那时农场的条件较好，由学校领导陪同招待一顿饭，也就不好推辞了。 我们下去视察，很受学校领导的欢迎和重视。都按上级领导对待。要看什么材料，如：工作计划，总结有关制度等，要开什么会议，都满足要求，我们不搞花架子，力求解决实际问题。后来夏志友转到报社，又来了刘兴魁。刘走后，又来了王家驹，我们之间配合默契，作风踏实，一如既往。

４、 农场劳动巧遇知音

　　教育局有项制度，机关干部每年要轮流到局办农场劳动。61年秋我去自办农场劳动。地址在振兴乡，北到鹤立镇80里，南靠松花江和桦川县悦来镇一江之隔。因从鹤立到振兴不通汽车，我只好绕道佳木斯，再到悦来镇，也就是桦川县街内。我小时候在这里住过几年，旧地重游。到桦川一看已人地两生，面目全非了。午间排号乘船渡江。过了江是一片荒草地，我就拉荒朝正北的方向走，走过二三里路沿着田间小路前行。走着走着，有两条大狗，狂吠不止，向我扑来。我从小就怕狗，一见这两条如狼似虎的大狗，张牙舞爪拦住去路，把我吓得腿都软了，心惊胆战，不知所措。我想如果跑定遭狗咬，只好面对着狗向后倒退，退到一个麦垛旁，停下来。脑海里立刻闪现出蒲松龄《聊斋》里《狼》的故事，和这个场面差不多。但这是狗不是狼，不能用棍子打它，于是冷静下来，观察动静。常言道：“狗咬吕洞宾不认真假人，”可能是它们认出了我是吕洞宾，不是坏人，不叫也不咬，僵持一会甩甩尾巴走了。我才慢慢离开上路。这时天色已晚，还不知离振兴有几里路，肚子也饿了，我就朝附近一个村庄走去。村子不大，有一所小学。我想，到学校就到家了。我刚走进校门，迎面走来一个三十来岁的高个男人。他马上打招呼：“这位大哥从哪里来呀？”一听是山东口音，再端详一下，这个人消瘦面黄，和蔼可亲，穿个大裤衩子，上身是旧制服，不象个农民。我说：“您是学校的老师，打搅你了，我是教育局来的，到振兴公社去。”“他马上和我握手：请快到屋里坐！”这一握手，我们却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了莫逆之交，是我到鹤岗几十年来，屈指可数的好朋友。
　　我随他到屋里一看，一头是教室，一头是办公室，又是食宿的地方。一铺小炕一张桌子，还有锅碗瓢盆，这种一室多用，在农村学校多半如此，可以看出他独身一人，既是老师又是校长，又是工友。他说：”快黑天了，到振兴还有好几里路，就在这住下吧。你一定饿了，我弄点吃的吧。“马上动手烧苞米，煮土豆。我也不客气，就吃个饱，住下了。这个人很热情，又能说，我们俩躺在小炕上，唠起生活的沧桑之路来。
　　他是山东省人，名叫李庆森，父母被日寇杀害了。1944年15岁时参加了八路军，抗战胜利后，又参加了解放战争，立过功，又因负伤，以残废军人的身份转业到东北来。后来把自己转业关系丢了，又一时找不到证明人。他一说自己的经历，上边不承认，下边人说他吹牛，只好在这里当个民办教师。我问他受了什么残废，才发现他左目已失明，安上个假眼珠。他又给我看身上的伤痕。我劝他先安下心来工作，再逐级向上找，把关系和残废军人证都补上。我一眼就看出来，他这个人很实在。他对我也有一见如故之感。后来还让我帮他写了关于查明自己身份和补发证件申请报告，经过几年的周折，他还亲自去北京，找到他的老上级，打证明，搞清了他的身份，补发了抗战时期老战士和残废军人的手续和证明。并落实了这方面的待遇。
　　1963年振兴划归汤源县时，他转到鹤岗新华乡，在永义村任小学校长，他爱人任永裕小学校长，他有三个儿子，老大是哑吧，后来失踪了。老二在家务农，老三很聪明上了大学。后来收养个侄女也上了大学。我们相识后，经常来往，他到市里必到我家来，我到新华乡也到他家去。在大米奇缺昂贵的时候，他年年给我按内部价买大米。我去他家拿回来，如果秋天上他家去，就给我上地里掰玉米拿回来。他到我家来，常常背着苞米、香瓜送来，这都是习以为常的事。他这个人实在，也不实在，到我家来，天再晚也不在这住，甚至不在我家吃饭，我们相识几十年，只在我家吃过两顿饭。他有点什么想不通的事，就和我唠叨个没完。什么工资评的不合理呀！区上的人瞧不起他呀，走后门他看不惯……他找我的事多半是写材料，他的好朋友的材料，也找我写。他离休后得了气管炎，很少到市里来。前几年到我这来，连走道都上喘了，停一会走几步，后听说已病故。他可能意识到自己快不行了，赶来和我见最后一面。他的文化不高，是个普通老百姓，我也不是官，如此实心实意地结交，无非是情投意合。我想，人生在世遇知音，有几个好朋友也是福气了。
　　在农场劳动，干活不多，主要是锄草，割地，看地。有一次晚上看地，点火燻蚊子，把小窝棚烧了，只好又盖一个，吃的都是庄稼饭，但能吃饱又不花粮票。有一次杀了个受伤的马，还吃了马肉青椒馅饺子，特别好吃。我记得过去最难吃的就是马肉，泄口不香。可是这次吃起来，好象比牛肉还好吃。可能是正处于挨饿的年头，和皇上落难时吃“珍珠白玉汤”是一个道理。

５、 抓教学研究

　　我的本职工作是抓语文教学研究。因此在乱事多，哪用哪到的情况下，我还是争取时间，抽空深入下去抓教学。为了把情况摸清，有的放矢地指导下面的工作，我采取了一听，二看，三考试，四总结的办法。一步一个脚印，不听汇报，一竿子插到底。以听课为主，不事先打招呼，在老师无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听课。而且尽量多听一些人的课。看就是看老师的教案和学生作业。学生作业，重点看作文，看作文的次数是否完成了。看批改情况，边看边记，还要做有关数字统计，也召开学生座谈会，重点了解教学情况，还要出题考试，重点考基础知识，抽考一两个班的学生，我亲自监考，批卷，做质量分析。最后由学校领导出头，把全校语文教师召集在一起，听我总结评论。自然是有表扬，有批评，也传播外校的好做法，也指出共性的问题，从理论上，实践上提出改进意见。
　　有一次我去三中调查，段校长还把被考试的年级学生组织起来，听我作质量分析报告。我这种做法，老师们并不回避，而且不怕挑毛病。我对他们讲：“人无完人，课无完课”。一堂课讲得再好也有缺点，讲得再差也有可取之处，目的是取长补短，互相促进。他们说：“龚老师这个人实在，有啥说啥，不讲客套，对我们帮助很大。”我觉得，在那浮夸风盛行的年代里，这种歪风主要是在上面，而我们这些老百姓和基层单位是反对这种风气的。
　　抓教学研究的主要形式是举行大型公开课和经验交流会。一般是一个学期举行一次。公开课和唱戏差不多，我是导演，教者是演员，要选好研究题目，选好教材，精心设计教法，经过几次试教，类似排练。上课的场所，小规模的在合班教室，大规模的在大礼堂，这是全市性的公开课。听课者座无虚席，甚至里三层外三层，还有不少站着的，挤得水泄不通。执教者如果没有旁若无人的气迫是登不了台的。这种课不但要有较好的教学基本功，还要体现改革精神，即所谓的“趟出个新路子来”。
　　三中阮守纯是一位博学多才，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也是我的老知已。我请他承担一次公开课，讲鲁迅写的《论弗尔泼赖应该缓刑》是篇幅较长，内容艰深的杂文。要求他讲此文即要落实字、词、句、章，又要“少而精”，还要启发学生动脑分析。他采取了，抓重点词语、段落，抓住“打落水狗”这条主线，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方法，层层剖析，提问学生，动脑动口，教得生动活泼。
　　常言道“编筐编篓重在收口”，搞公开课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收口，开好评议会。正如搞一项科学实验，写一篇论文，最后请专家来鉴定一样。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必须有个说法，以便取其精华，吸收营养，来推动面上的工作。但是人们往往忽视这个环节，听完课拍拍屁股走了。这一环节的难度也很大，一是闷起来看，怕说不到点子上而保持沉默。二是情面难却，只讲优点不讲缺点。我组织这样的活动一向重视开好评议会，把各校教研组长和骨干教师留下来开会，捧场捧到底，闷起来怎么办？我也有关张赵马黄，几名虎将，有的放第一炮，所谓“抛砖引玉”；接下来有人跟上放第二炮，所谓“班门弄斧”；第三炮也就不客气了，讨论逐渐热烈起来，甚至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争论不休。
　　我说：“学术界观点不一致，有分歧，是正常现象，是好的苗头！”同样一种教学方法，有的认为可取，有的认为不可取，都拿出理由来。有的一时统一不了，不必强求统一，放在实践中去探索，去解决，这对推动教学工作大有好处。
　　有的认为阮老师的课，讲得很好，但占用课时太多，不符合“少而精”的原则。有的认为教师提出问题，启发动脑很好，但有的问题难度太大，学生答不上，出现了卡壳现象。有的人的看法恰恰相反。
　　我注意听这些争论，在总结发言时，总结出几条肯定的意见和应当推广的好作法，同时对大家的争论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说：“看花容易绣花难。我是看花的，什么是少而精要从精字上着眼，少不等于精，占用时间多少要从内容出发。提问学生，一帆风顺，对答如流，不一定是好课。要有难度，有独立思考的余地，卡壳是正常现象，关键要看教师如何引导。”因为我听课多，见的广，可以拿出有说服力的依据来。因此在众口难调的情况下，可以使口味趋向一致。

６、 合江地区教研活动 （下马观花小旅游）

　　“三年自然灾害”逐步缓和，到“文革”风暴到来之前，可以说是搞教研活动的黄金时代。这时鹤岗归合江专署管辖，专署二办分管教育。二办的薛、雪（女）二位主任亲自抓教育。二办的语文教学研究员是赵宁老师，此人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既能当导演，又能当演员，他指导教师讲课，有时亲自上去讲讲，做做示范，大家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组织全区语文教学研究活动，既轰轰烈烈，又踏踏实实。专区管辖十三个市县，把各市县的语文教研员和骨干教师召集上来，采取流动式的方法开展研究工作。在一个地方听听课，坐下来研究，再走一个地方听听课再就地研究一番。对这种形式，大家称之谓“下马观花小旅游”，我也有时按名额带上一两名干将参加这项活动。既是学习研究，又是小型的旅游，又能改善生活。当时研究的中心课题是，讲文章不架空“落实字词句章”大家又加上个“肉”字，叫“字词句章肉”，因为到一个地方，特别是小县城很重视，都要招待一两次会餐。
　　有一次，我们去了佳木斯、桦南、双鸭山、友谊农场（友谊县）4个地方听课，这4个地方的老师讲课风格不同，教法不同，各有千秋，各有所长，收益匪浅。
　　佳木斯一中的朱基老师是南方人，普通话说得好，讲《孔雀东南飞》善于咬文嚼字，烘托气氛，揭示意境，讲得有板有眼，津津有味。使这对青年人以生命抗拒旧的婚姻制度和旧礼教，壮烈殉情的行为展示在眼前，深受感染。
　　在桦南一中讲课的高老师，是临时从佳木斯请来的一位年轻女教师，在桦南“借地生财”，借班讲课，给初中一年级学生讲都德的《最后一课》。她擅于启发引导，居然使不熟悉的学生不受拘束，纷纷举手发言，教得生动，学得主动活泼，效果甚佳。据说她先到班里熟悉一下学生，但能教到如此程度也很不容易。
　　双鸭山市一中周雪平老师是部队文化教员出身。讲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开讲就抓住关键词语揭示题意，一环扣一环，层层剖析，他口若悬河，神采飞扬，边讲边写，边作手势。他善于联系实际，打比方，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把一篇比较艰深的政论文讲得深入浅出，趣味横生。这也算是“一绝”。
　　友谊农场周少庚老师也是转业军人。讲鲁迅杂文《记念刘和珍君》。这是一篇深沉而悲壮的悼念性文章。教者以庄严肃穆的神情，稳稳当当，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讲下去。擅于通过朗读和抓住重点字、词、句、章的分析来烘托气氛。教者犹如身临其境，自己的感情随着讲课内容的变化，波澜起伏，而时怒发冲冠，时而悲悲切切，催人泪下，深深地感染了学生。
　　我们在座谈和评议中，都有同感，讲好一堂课实在不容易。尽管都有些不足之处，但从总体上看，都是很难得的好课，我们的宗旨是，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在流动式地听课，学习过程中，我们也有小型旅游观光的收获，可以观光不同城市的面貌和独特的风景线。
　　如：双鸭山市好象把城市建在高山上，又好象大山座落在城市里，一出火车站踏上大街，好象登山一样，陡坡能有30度，从尖山街到一中还要爬过一座小山。我岳父住在绿瓦盖区，建在山坡上，如不小心跌倒就会滚下山来。这就是矿区城市的特点。
　　友谊农场是一片平原，因为是在苏联援助下建立的农场，因而得名叫友谊农场。后来同苏联的关系破裂，“友谊”二字也就有名无实了。我们曾参观了那里，从美国进口的大型农业机械，如：大功率拖拉机，比国内出产的拖拉机要大一倍。驾驶室是封闭式的，不仅可以遮风雨，还可以挡灰尘。还有些其他进口的农机设备，但都不会使用。据说美国一个名叫韩丁的人是农机制造商。他还专门派人来到友谊农场训练一批农机驾驶员和操作人员。听说后来韩丁破产了，再没有进口这种机器。那时中美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可以通商。
　　1963年夏天，我们去依兰听课，也正是我回故乡的好机会，乘车到达时已经天黑了，又正在下雨，我都有点辨不清东西南北了。住在县委招待所，第二天一打听，这里原来是伪满时的“万字会”，是把二层楼拆掉了，一楼改成招待所，“万字会”就在我家原来的住处，大姑家的前院。这里的街道也变了，除了个别亲属外，也找不到熟人了。我一问过路的年轻人“南夹信子在哪，南当铺在哪？……”他们都摇头，对我说的这些老街道名毫无所知。在县委组织欢迎会的时候，还把我请到主席台上，我成了鹤岗市的来宾了。这种反主为客的招待，使我深有感慨。

７、 筹建新华五中

　　新华是我市最大的一个乡镇，离市内五十里，靠火车道线，公路也很发达。镇内有几千户人家，管辖二十几个村，镇内也是国营农场所在地。还有造纸厂，糖厂等国营企业。是个比较繁华而有发展潜力的乡镇，不足之处是没有中学，念中学的学生还得到鹤立镇或市里就读。
　　1963年秋，教育局派我去新华乡，主持筹建五中。原来的五中是鹤立中学，这时鹤立已划归汤源县，因此新华中学堵这个空排名老五。把原来的农中校舍，两栋房给新建五中用，其他什么也没有。有关修建和设备问题，由张国远科长负责。原有教室、办公室、食堂、宿舍、仓库等房子根本不够，还得盖房子。
　　我是个不是校长的校长。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万事开头难，千头万绪，齐头并进，样样都得抓到实处，而且刻不容缓。制定教学计划，开班计划，建立规章制度，开几个班，开什么课，用多少老师，教师来源等，都要做比较周密的计划安排。教育局打算招2个汉族班，1个朝鲜族班，也是全市唯一的面向朝鲜族人的中学班。设在这里的原因是新华乡有个较大朝鲜族乡，名叫“东合盛”，有个朝鲜族小学。我曾几次去过那里，在那吃、住，受到热情招待，又是捞鱼，又是杀狗，举办酒席，还组织跳舞晚会，冬天就在屋里大长炕上跳，男女老少边唱边跳，如痴如醉，忘乎所以，十分活跃。这个民族的特点是豪爽、朴实、活泼、开朗。在那里我也结交了几位好朋友。
　　再说开班的事，不仅要安排食宿，还得聘任几名朝鲜族老师。课怎么开，用什么教材，没有经验，只好派人去佳木斯走访朝鲜族中学，了解他们的开课情况，参照执行。这里又不同于朝鲜族学校，不能照搬朝中的做法。老师已陆续报到，其中有2名学冶金的大专毕业生，3名从外地调来的老教师，大部分是从市里调来的教师和新聘任的高中毕业生，朝鲜族教师占四分之一。办学要保证教学质量靠什么？要靠教师，靠他们的智慧，和热情，因此不仅要做好教师的接待和食宿安排工作，还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特别是学校刚刚创办，又是在农村，条件比较艰苦，那些从城市里来的和刚走出大学门的毕业生。初到这里肯定有些不适应，这就需要开导他们向远处看，鼓励他们做为五中的创史人的光荣感。安下心来，发挥才智，大干一场。说起来也怪，我这个人从未以领导的身份给别人做过思想工作，不管是真校长假校长，事情轮到我头上，也只好耐心地做别人思想工作，还以自己初当教师的亲身体验来说服他们，居然真起了作用，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些人后来有不少调到市里来，成为骨干教师，也有几名调到教育学院来了。
　　当时由于班少，教师名额所限，就形成了人员少，课程门类多的矛盾。经过商量动员，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的身兼数职，教几门课。课表如何安排？大有文章可作，也是件头痛的事。要尽量把数理化安排在上午，音体美安排在下午，其他课可上可下。又要考虑尽量不让老师连续上课。外语无人教怎么办？有一位从勃利县调来的桂龙杰老师，是朝鲜族人，他解放前在日本待过。他自报奋勇教日语，因此五中开了日语课。桂龙杰老师是五中年龄最大的老师，为人很热情，主动帮助我出主意抓工作，他教日语又教生物和农技课，还负责经营校办农场。他还帮我安排课表兼抓教导处工作。我们俩从此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我曾到他家里做客，他也到我家来过。在六十年代他老伴病故，独生子在造纸厂当工人因故公亡，儿媳在五中教日语。桂老师的遭遇很不幸，后来又说个老伴也病故。他离休后搬到市里住，我还见过几次，头几年病故。
　　五中的开办已基本上安排就序，校长是一中提拔的金尚存老师，也是朝鲜族人，可是迟迟不来上任。我也交不了差，特别是我的左下腿得了皮肤病，多年不愈，因这里潮湿阴冷，又加重了，奇痒难忍，晚上睡不着觉。我把课程安排好，请桂老师代管教学工作，请示局里，在金校长未上任之前，返回了教育局。

８、 双喜临门，塞翁失马

　　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党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大跃进的气氛有所收敛，人民生活有所好转，市政系统还长了一级工资，我的工资由70元长到78元，又实行了地区津贴，占基本工资的15%。
　　这一年是兔年，对我来说是双喜临门，一喜是我二儿子云龙出生了，二喜是翻盖新房，乔迁之喜。云龙出生刚满月不久，我就去筹建五中，回来后紧接着翻盖新房。当时我四弟在这里，五口之家，房子扒了到哪去住？后来前趟房老业家腾出个小房来，给我家住。户主是业恒，在矿务局水暖厂上班，人口也较多，特盖了这个小房。为解决我们的困难，才给我家暂住。这个小房实际上就是小马架子，进门就是炕，矮得站不起身来。我们四口挤在小炕上，四弟在邻家借宿。这年老大刚刚六岁上小学，我四弟比他大三岁，也在小学读书。潘淑珍从1961年开始下放在家，也一直没待着，在新一矿找活干。现在只好在家看孩子，用老业家炉子做饭。对付一个多月，房子盖好了，由泥房改成半截砖的瓦房，比原来还大了一点，这就进了一大步。那时也没有啥收拾的，捡些砖头，铺上砖地也就不错了。搬进去就住了。搭上院墙，盖个煤棚子，还养了一头小猪。这头小猪可惹祸了。
　　转过年春天，我家的猪已有80多斤了，可是突然得病死了。那舍得扔啊！就把死猪当活猪宰了，把内脏扔了，还收拾出几十斤肉来。这是我到鹤岗安家落户后，第一次养猪和宰猪。煮上了几块肉，吃着很香，再喝上几两白酒。一夜之间，好像出麻疹一样，浑身上下，脸上手上脚上，腿上，前后心几乎没有空地方，全是红疙瘩，奇痒难忍，一挠就出水。原来是我腿上的皮肤病发作了，扩大了。这种病已得了五六年，起初只有酒盅那么大地方，发红发痒，一挠就出水，再结成硬痂，发痒忍不住，又挠又出水，又结痂，这样反复循环，逐渐扩大、加重，整个左小腿的前侧一大片红鲜鲜、黄糊糊的流浓淌水。打针、吃药、用药洗，偏方、正方、治来治去，反而愈来愈重了。有的说皮炎，有的说湿疹，有的说连疮腿，众说纷纭，谁也拿不出好办法来。
　　这次吃死猪肉也可以说：“塞翁失马，因祸得福”，这一下子把多年来瘀积的毒气全发出来了。满脑袋都是小泡，无法上药，只好把头剃光，经过矿工医院确诊为“湿疹”，打清血针，在患处上紫药水，逐渐好转，罪也没少遭，在家治养四个多月，才基本上恢复健康。这种病十分顽固，大面积患处已治好，但还有某些地方一直不好，又去佳木斯二院皮肤科治疗，住几天院还是不好，我上班后去外地公出，还得带着上的药。又过了两三年才把病魔彻底赶走。中教科为庆贺我的大病痊愈，还照了像，那照片上有我和陈伟杰、李勤、谷城域、夏志友、刘德文、我还是个光头。后面三人已转出，而且都故去了。这三人的年龄最小，我每当拿起这张照片时，感慨万分。感天地之悠悠，人生之暂短，岁月之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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