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岗1956年成立一中，地址在南山区五指山下，是完全中学。白永勤、王剑、唐棣、王苍夫、黄时杰、陈伟杰、张显声、吴学凌、张浦等，分配到一中，张浦后迁升局长，商崇义，去报社工作，孟非去鸡西工作后被打成右派死在矿井下。我和其他人分配到二中，地址原地不动，校长是罗木然，书记温序恒，后来是于占海。我任语文组组长，同组任课老师有段云焕，冯本智，张风春，张中非，尧凤舞。当时的语文课正实行汉语，文学分家，少数老师教汉语，多数老师教文学。我教文学还当初三班任，这是新的班，我原来教的学生已毕业，其中有一半升入高中（一中），文学教材从诗经开始，从古典到现代文学，按年代顺序编排，都是名家名著，教起来很有兴趣。我们一如既往，甩天膀子干工作。1957年成立三中，语文组段云焕，尧凤舞调到三中。后又来了两个河南人，谢天星、郜向智。正当我们兴致勃勃，专心致志地抓教学之际，突然乌云密布，惊雷四起，抓阶级斗争了。从“肃反运动”开始，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这次以批判《武训传》为起点，大造舆论，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箭拔弩张，人心惶惶，坐卧不安。在1955年“肃反”中，张中非被揪出，说是参加杀害孙西林暗杀团的帮凶。后来经过调查无此事。原来是他自己被逼得胡说八道，那时还讲点理，不冤枉好人，张也就没事了。可是1957年反右的打击面可就大了。
　　头几天还在号召大鸣大放，向党交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可是谁知道这是引蛇出洞的“阴谋”，转眼之间翻脸不认人，抓住支言片语，无限上纲，望风扑影，罗织罪名。昨天还“俯首甘为孺子牛，”忠心耿耿，为培养革命后代，呕心沥血，一夜之间却成了阶级敌人，右派份子，反革命份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有的就地监督劳动，有的迁反原籍管制，有的投入监狱，有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胡祖铮是从小学选拔上来的老教师，教地理课，画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地图，讲地理擅于联系风土人情，名胜古迹，古诗名句，绘声绘色，潜移默化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深受学生欢迎。
　　林旺青老师是浙江人，普通话讲得很好，教生物课，制作了大量的模型标本，画了几百张挂图，每天忙到深夜，刻苦钻研业务，教学成绩突出。1956年曾被选为出席省的优秀教师，三中成立后，提升为教导主任。
　　胡、林两位老师的公开课我都听过，无不叫好。李春舒是辽宁省新民县人，伪满时当过小学校长，也是鹤岗中学的创史人之一。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是数学科的把关教师，对教学工作精益求精，对学生严格要求，诲人不倦。学生对他的印象很深，直到他退休后，不少学生还来看他。
　　沈洪亮是总务主任，也是全校年龄最大的长者，他长年以校为家，兢兢业业，不辞劳苦，为本校的创办和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是偏偏这四个人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和地主份子，其实按当时的政策界线，这几个人也上不了线，只不过是一般历史问题，至于地主份子或逃亡地主，更是望风扑影安在头上的。
　　林旺青被定为地主份子，迁返原籍管制。未等评反就死在原籍。李春舒下放当工人，先在三中菜窑干活，后被弄到矿上当工人，直到平反后还挣工人的工资。胡祖铮、沈洪亮就地监督劳动，不久忧郁而死。
　　还有两位老中学的创史人，知名度很高的教师，外号叫“康代数”的康健老师被定为极右份子，投入监狱，劳教三年，出狱后右派帽子还戴着，过着被监督的劳动生活，王苍夫教物理，是学校屈指可数的骨干教师，精通业务，很有魄力，在师生中有较高的威望。为人很和善热情。这个人自尊心强，火性大。被定为右派，一气之下，卧轨自杀了。
　　还有几位朝气蓬勃，刻苦上进的年轻教师，刘贯宇，尧凤舞，赵玉书等，因耿直失言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这几人文革后平反恢复工作。其中刘贯宇搞经商，不知去向，我的老邻居赵玉书的遭遇更苦些，在文革中被打成现形反革命判了12年徒刑。罪名是反对东北新曙光和给右派翻案。东北新曙光是林彪线上的，林彪倒了“新曙光”也就无光了。他入狱不久就被放出来监外执行。文革后才平反，恢复工作，是教育学院的付教授。
　　还有一位老体育教师，吴学凌，是体育课的多面手，也是鹤中的创史人之一。因其兄长吴敬贤是现形反革命，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已被处决。因而受到株连，被下放农村，一放到底。其实他哥哥也是个冤案，文革后已查清平反昭雪。既使不是冤案与他弟弟有什么关系？如果说受亲属的影响，可能不被重用，当个普通教师还可以吧，也不至于落到此地步。吴老师是广州人，北方如此之冷，又不会种地，简直是活受罪。文革后，右派，“历反”都平反了，可是没有他的份。因为他没有定什么罪，无反可平。直到八七年才被安排到城里，年近七十，身体也造垮了，不久就死去了，他的孩子也没念几天书，只好当个临时工或留在农村。在封建帝王时代，有株连九族的法律，在毛泽东时代，未尝不是如此，只是不砍头罢了。打倒一个影响一大片，右派家属，亲属乃至子孙后代都抬不起头来，不仅是入党提干受影响，连上大学也受限制。
　　在王苍夫卧轨自杀的第二天，不知谁用色粉笔在报纸上写了“资本主义万岁”六个字，放在教导处的桌子上。教导干事陈立中发现了，不敢隐瞒，立即向工作组报告。这下可砸锅了，公安局当现形反革命案件来抓，首先对每个教职员都测了笔体，都对不上号。逐渐怀疑到陈立中的身上，找他谈话，交待坦白从宽的政策：“你如果坦白交待，可以不逮捕你！”陈立中说：“我没有写，让我交待什么呢？如果是我写的我还能报告吗？”可是公安人员一口咬定是他写的，就把他逮捕了。判了七年徒刑，而且公安局在搞案件展览时，还把陈立中作为一个典型案件展出。陈立中是个老实人，在教导处工作勤奋钻研，每学期开学前他都把课程表送到老师的手中，谁要串课他不嫌麻烦，马上给你安排好。他很羡慕老师，想当老师。知道自己底子薄，不够资格。他的年龄比我大不少，但总是以学生的身份听我讲文学课，他说：“我很爱好文学。”在我结婚之前，对象来时，还在他家吃住。我们之间的感情很深，出了这件事，我暗暗替他叫苦，埋怨他办了胡涂事。又仔细分析，他不会干出这种事来，文革后他提出上诉伸冤，经复查，证实了是个冤案。从公安局到法院，拿不出任何证据来，只好给他平反。可是已蹲了七年监狱，20多年无工作，这笔帐谁来赔呀？象征性的给他几千元钱，恢复名誉，恢复工作和工资待遇。这也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比起那些未等平反就逝去了的冤魂，也是幸运者。后来我听说：各单位定右派是有指标的，有些单位为了完成任务，凑指标，只好抓替罪羊，什么原因也没有，说你是右派你就是右派。三中的数学教师樊成光是文革后从河南调来的，在当年反右时，他是高中把关教师。他就说不清自己为什么打成右派，后来才知道是为了凑数。还有我的堂妹夫是呼兰县高中教师，他也不知为什么成了右派，在1980年平反改正时，却找不到他定右派的材料，也是无反可平。反右斗争就是吃政治饭的人，踏着别人的头顶往上爬，管他什么天理，良心！荒唐透顶的事举不胜举。
　　按那时的政策，大学可定右派，我市中学就有一些戴着右派帽来教课的。如：申文堂、高德明、刘海臣、郝明珍等他们在精神上受到压抑，政治上受到管制，不可能在教学中发挥积极作用，文革后都成了骨干教师。对高中学生不定右派，可定右倾份子，不公开，内部掌握，但不可上大学，我教过的一些高才生如：鞠作林、单忠魁、刘芳海等，都因此高分也未被录取。文革后单忠魁当工程师，刘芳海成为矿务局商服公司副经理，而鞠作林却因想不开忧愤成疾，英年早逝。
　　据官方统计全国右派有50多万，其实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再加上历反的冤案。已超过百万。受株连，受影响者何止千万，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知识界，大科学家多数不能幸免。这些人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把他们的积极性打下去，中国要倒退几十年，谈何发展？
　　反右斗争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胜利了，实际上是失败了。因为从此逐步失去民心走向邪路，人们不敢说真话了。弄虚作假，胡弄党中央，欺骗毛主席的人多了，同床异梦，貌和神离，勾心斗角，欺上瞒下的人多了，虚假风，浮夸风，假大空愈演愈烈，埋下了祸国殃民的隐患。
　　我们这些没打成右派的幸存者，也是泥菩萨过江。为了保护自己免遭厄运，不得不装腔作势，像木偶一样表演一番，台上大辩论，台下大批判。心里同情受害者，口里还得喊“打倒”！
　　紧接着大跃进开始了，大炼钢铁，大办工厂，大放卫星……二中也办起了炼礁厂、活性炭厂、制钉厂、木工厂……那时的书记、校长，简直是疯了一样，什么厂子都想办，没有条件也要办，生怕落后。砌起了小高炉，没有铁怎么办？发动学生去拣铁，把矿山，坑口，废厂房，挖地三尺，拣废铁，拣不到就偷，搞得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哪有时间，有心思去上课。后来全市干脆停课去挖煤，去兴安台开露天矿。各机关，团体和学校分段划分任务，盖起帐棚临时房，拉起电线，装上播音器和一排排电灯，当时已进入初冬季节，天气日渐寒冷。工地上人头攒动，锹镐叮当，红旗招展，晚上灯火辉煌，砂石飞扬，宣传队在鼓动，人们在流汗。先揭土皮子，再挖砂子。最艰苦的一道难关是砸石头，把铁钎子顶在岩石上，用大铁锤砸。一个人把钎子，一个人抡大锤，砸一下，掉块碴，铁钎子延伸不到半寸。砸砸砸，硬是砸成几寸深的石孔，再放进火药崩。本来应该用电钻钻眼。可是那时除了井下外，那有这种工具，只好用最原始的最艰苦的笨办法。一般不用炮崩，因为太危险，人们都得撤离现场。只好硬攒硬打，硬砸，把石头弄碎取走。当时干这种活的主要是男老师和年龄大的男学生，其他人运砂石和在校内其他工厂干活。在工地干活公家管吃的，发给大量的馒头，花卷，光头点心，吃不了装在书包里拿回家去。千军万马，轰轰烈烈，在冰天雪地中，奋战一个多月，挖地几十米深，也未见煤的影子，只好草草收兵。结果活干了不少，罪没少遭，白白浪费了人力财力和粮食。这种浪费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只不过是小菜一碟，那种铺天盖地的大炼钢铁，大放农业卫星，大办人民公社等等浪费是史无前例的，无法估量的。
　　仅以二中这个小天地来看，炼钢铁无原料，骑虎难下，活性炭厂质量上不去，出的都是废品，制钉厂用粗铁丝制钉子，不顶用，木工厂小打小闹归班级办，因不懂技术白白浪费木料。只有炼礁厂还算比较红火，因为全国到处都在大炼钢铁，礁炭供不应求，鹤岗又是个出煤的地方，原料源源不断。至于质量问题，反正是饥不择食，不合格也有人要。
　　这年秋季教育局组织了一次赴京参观团，只有十几个人。由郭运恒科长带队，我和冯本智有幸参加了这次进京。去北京对我们来说是梦寐以求的事，进过北京不只是大开眼界，也是值得自豪的一件事。这次参观内容主要是阶级教育展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展出以大专院校为主，有关发明创造，新人新事。有模型，图表，照片，实物，其中还有相当一部份反面教材。即大专院校的右派，资产阶级权威的罪行。各种展出都以省为单位，黑龙江展厅还有哈师院的所谓资产阶级权威。有给我上过课的古典文学教授，张志若，周通旦。尽管有不少数落他们罪行的条文，但我认为这大不了是学术之争，用不着惊天动地，小题大作。看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履行公务，并不感兴趣，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游览名胜古迹上。那时门票才两毛钱，有一块钱可以走5个地方。那富丽堂煌的故宫太和殿、御花园、珍宝馆……金碧辉煌的颐和园的长廓、排云殿、佛香阁画中游、青石舫……巧夺天工的天坛回音壁、北海九龙壁，令人目不遐接，留连忘返。感到我们的祖先无穷的智慧，伟大的创造，使人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其中还有三处景点引人深思，一是故宫西太后的画像，据说是一位法国画家画的，威严有余，但不怎么漂亮 。一处是颐和园，光绪皇帝被囚之处，在昆明湖内。远看是雕廊画柱，近看窗户里是红墙。还有景山公园的一棵老树，当年崇祯皇帝就吊死在这棵树上。由此使我联想到，千古兴亡多少事，无非皆在一梦中。
　　那时北京商店的货物已开始紧张，买“的确良”中山服，再给别人捎几件，要排长串，买双如意的皮鞋都买不到。下小馆要全国粮票，住旅店要铺盖费，还要交烧炉子钱，乘汽车也非常拥挤。看来不是久留之处，大约游逛十天左右，就打马回营了。
　　回来后参加一段开露天矿的劳动，撤回来后，半日在校办工厂劳动，半日上课。形势发展很快，已进入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大赶徐水的阶段。徐水主要是提前实现共产主义，取消工资制，实行共给制，弄得人心惶惶。矿工说：“我们下井也不挣工资吗？我们可不去卖命了！”老师们想：“实行供给制，反正干好干坏一个样，我们何必去呕心沥血呢？”恰在这时，我们学校跟形势，赶时髦的人跳出来了，要带头取消工资制，受到党支部的表扬。要求大家响应号召，同意实行供给制的签名，大家只好捏着鼻子签名，可又一想“不用瞎吵吵，行不通，上边也不能批。正如我想的那样，毛泽东发现了这股歪风，及时制止了。但带头要求取消工资制的人，却因表现突出，不久入了党。我也想入党，但不那么积极，而且还背个地主家庭成份的包袱。那个带头要求取消工资制的人，也是地主家庭成份，不是照样入党吗？党支部书记于占海同志很关心我在政治上的进步。给我一张表让我写自传和入党申请，我却把它放在抽匣里忘了。人家和我教同年级的课，讲授升学辅导课时，由我一个人包下来合班上课，没事的却入了党，升了官。我就是苦行僧的命，从不羡慕那些入党升官的人。在那个年代，凡是认真抓教学，刻苦钻研业务，不大关心政治的人，叫做“走白专道路。”谈不上什么入党。反之那些对教学工作不下功夫，连作文都不给学生判的人，政治表现却很突出，一中的某某人就是如此，入了党，还当了校长，其他行业也是如此。
　　对我这个走白专道路的人，却被上级领导看中了，教育局下令调我，二中领导就是不放，把调令压了半年。教育局一把手于达仁三令五申。一看顶不住了，二中才放我，我还蒙在鼓里。可是我也有自知之明，我哪是蹲机关那块料，因此不愿意去，甘当一辈子教师。那时候对个人而言，没有商量的余地，只好服从分配，从五九年暑假开始，我走进了机关的队伍。当时张浦任局长，他找我谈话，说：“这是领导对你的信任，你不是舍不得离开业务吗？照旧发挥你的特长，做全市的中学语文大组长吧。”我的职务是语文教学研究员，兼任视察员。
　　这一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贫困，饥饿象洪水猛兽一样向人们袭来。正象毛泽东说的是“天灾人祸”，天灾和人祸那是最主要的呢？正如晁错《论贵粟疏》一文开头一句；“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就是说英明的君主要使老百姓，不挨饿，不受冻，并不能只靠耕种和织布。而且要有足够的储备来抗拒自然灾害，还要厉行节约和有个良好的环境，因此，自然灾害古今中外皆有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祸。由于大跃进，严重破坏了生产力，甚至把家底都挖空了，再加上苏联卡脖子，中止对中国156项重大建设项目的援助，半途而废来个火底抽薪，既使是没有自然灾害也够喘的。开始逐渐减少粮食供应，每人每天八两粮，每月半斤豆油。豆付、大酱等各种凭票供应的副食品，一再减少，微乎其微，甚至间断。过年时一个人才供应半斤肉，蔬菜也买不到，粮票私买三四元一斤。那时潘淑珍在西山小学当老师，一月的工资才30元。百货商店的柜台空空如也，凡是穿的和日用品都十分奇缺。入冬以后，我家买了一袋菜根子，里面还有马粪蛋子，花两毛一斤。为了度命，用猪都不吃的甜菜渣子和高粮糠做的代食饼干充饥，一到吃饭的时候愁眉苦脸，难以下咽。人都饿瘦了，身上浮肿了，连走路都打晃，还得上班工作。
　　这年秋天我爸爸妈妈，带着两个小弟弟来了。在1956年我爸爸得病住院，多亏表妹金明兰（我五姨的女儿）帮忙，才及时住院治疗，我去依兰在医院护理一阵子，出院后我返回。他病愈后养了一段时间，搬到通河我二弟家去了，那时我二弟已结婚，他在银行，媳妇高淑慧在商店工作，有两个小孩，生活也很困难。我爸爸他们在那住一段时间又搬到我这来了。一屋一厨一铺炕也住不开，淑珍就到宿舍住，在食堂吃饭。我爸爸在二中找点活干，给校办工厂打更，看炉子。入冬后找个小房子搬出去了。因为工厂打更的活挨冻，太遭罪，我又给他找一份活，在师范当杂役，打铃、送报纸、打扫卫生，活不累，干得很好。这年冬天还出了件事，他们住的小房炉子不好烧，煤烟中毒了，多亏发现及时，把人抬到外边才没有出大事。转过年来我二弟来看看，经过商量还是再搬到通河去吧。大约是在60年冬天，他们又搬走了。经过依兰，我继母到道台桥镇她侄女家看看，可能是因为一路风寒，一股急火而病故。我爸爸遭此突如其来的打击，强挺着把我两个弟弟送到海林，把三弟放在我二姐那，转过年来春天，带着我四弟回到我这来了。这年正月十五我爸爸没回来之前，我家还发生了被盗的事。我夜间出去解手，突然发现外屋的门敞开了，打开灯一看，厨房翻乱七八糟的，我把淑珍招呼起来，她脸都吓白了。我说：“小偷让我给惊动走了，外屋的一个破皮箱没有了。碗架柜里的豆油，白糖没有了，还有个木箱子里的皮鞋，新棉球衣，线衣等几件东西不见了。出门一看，在房西头扔得满地碎纸，破棉花，破碗碴子，这个箱子是旧猪皮箱，我爸爸走时放这的，里面有些盘子、碗、旧报纸和破衣服，没有什么好东西，上面还上着锁。小偷可能以为里面有什么值钱的好东西，就抬到房西头，把锁头砸开，一看大失所望。再回来偷别的已被主人发现了，只好逃之夭夭。第二天我去派出所报案，可能他们又偷了别处，大约又过两天，小偷已被擒获，是三个小伙子，被绑在一起，蹲在地上。至于东西就追不回来了。据说后来把他们放了，可能不是惯犯，也是饿急眼了干这事。
　　我爸爸来这后，因只有一个人的粮食关系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把小四放在这里，他到海林我二姐那去了。那时林区还比较兴旺，为了姐弟相聚和照顾老人，后来我二弟也从通河转到海林林业局，一直从事公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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