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林是哈尔滨的郊区县，离哈市只有几十里，我手持工作调令前去报到，到那一看是不起眼的小县，和一个大乡镇差不多，街上看不见楼，爆土扬场的。不知为什么，我很讨厌这个小地方。其实这地方很有发展，况且我老叔在哈市教育局工作，如果不愿在这里，可以把我调到哈尔滨市里去，但我当时没有想这些。一气之下，去找省教育厅，要求换地方。人事处接待我的人说：“工作安排问题是板上钉钉子，不能动了，除非有人要到拉林中学来，你和他对换。我碰了一鼻子灰，心想这让我上哪找去？正在灰心丧气，愁眉不展地走出教育厅的大门。恰巧遇到了我班的同学，郭金风，他家在拉林，分配到鹤岗中学，他不想去鹤岗。想去拉林，也是为这件事来找教育厅。我想鹤岗离家近，况且又是个市，老名叫兴山市，总比拉林强，于是同他商量对换的问题，他求之不得，喜出望外，同意和我对换，我们马上到教育厅人事处办了对换手续。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也是我命中注定，投身边疆，扎根煤城一辈子。我赶紧到拉林中学，报销了路费，拿起行李卷就“白白”了，学校的领导还没来得及接见我，这个刚来的老师一夜之间就飞了，大伙还以为我有精神病呢？
　　我马不停蹄，奔赴鹤岗上任，当火车开进鹤岗郊区时已经天黑了。我蓦然看到一片灯火，犹如闪闪的繁星，连绵不断，“啊！好个大城市，啊！灯火如此辉煌，可想而知街上定是热闹非凡了。”可是到了车站，灯光却反而不那么多了。原来那是矿山井口的灯光。这时天又下起大雨来，真是扫兴。后来听说矿山有“夜晚一片灯，白天一片坑”之说。我踏着泥泞的道路，到处坑坑包包，深一脚浅一脚地冒雨前行。边走边打听，好容易才找到鹤岗中学的校址。在小火车站附近，西山脚下“老君堂”院内。
　　从1953年8月25日这一天开始，我在这个陌生的煤城里，扎根、发芽、开花、结果，成家立业，娶妻生子，披星戴月，寒来暑往，雕金琢玉，种桃育李，奉献年华，奋斗终生。
　　到学校报到，看到那“有缘千里来相会”的人们，个个和我握手，个个朝气蓬勃热情满怀。尽管是来自五湖四海，说话南腔北调，但都似曾相识，精诚团结，亲如一家人。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把我们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鹤岗中学原名子弟中学，于1950年建立，归省直管。校舍是山字形平房，两个学校用。南面是西山小学，北侧是中学，以后又盖一栋平房，共有9个班学生，一年级分两期招四个班。约有30多名教师，各有专长，最有名的号称八大巨头，四大金刚，具体指哪些人，众说纷纭，我不清楚。其中资格最老的教学骨干有：数学科康健（外号康代数），唐棣（外号唐几何），还有李春舒。语文科有孟非，白永勤。理化王苍夫、黄时杰。生物林旺青，历史罗木然，地理马文祥，俄语张治身，美术王剑，体育吴学凌等，这些人现在只有三人还在世，（康健，黄时杰，罗木然）。当时校长依英才已调到宁安中学，和我同年秋天调入的有张浦、陈伟杰、商崇义、张显声。张浦是从富锦调来的，任教导主任，后来升校长、局长。张显声是我们师专的同学，地理科的，在校时我们不熟悉。我担任一年级语文课和十四班班任（后改为十六班班任），孟非是语文组组长，教语文的还有白永勤，商崇义，张延彪。大多数老师是独身住校，就住在办公室里，在矿工食堂就餐。在开课前，还看了一场戏，是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演《打渔杀家》，已是50多岁了，打扮成小姑娘，举手投足惟妙惟肖，唱腔咬字，娓娓动听，不愧为如雷贯耳的名角。
　　老师们都是乐天派，同宿舍的老大哥，多数已成家立业，两地分居，生活都比较困难，住宿的条件也很差，睡在板凳上，桌子上。大家吃饱肚子就满足了，总是兴致勃勃，劲头十足地工作。白天磨一天嘴皮子，晚上在被窝里还要闲聊胡扯，一扯半宿，逗得哈哈大笑。
　　我新来乍到，怕教不好课，没事就学习，备课，判作业。特别是判作文，一次作文要花费十几个小时才能判完。判作文是良心活，也是无止境的，可以少判，粗判，甚至不判也没人管，可是我总觉得学生作文不容易，花费不少心血，为了鼓励学生，我篇篇都要精批细改，甚至有的批语比学生作文的字数还多。白天时间不够用，只好晚上找个地方判，久而久之，养成了熬夜的习惯，第二天早晨起不来，经常连食堂也不去了，让同宿的老师捎两个馒头对付。因此大家给我起个绰号“龚半夜”和“两个馒头”。
　　在教学中我很注意改进方法，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批改学生作文时，我把错别字都写在一个小黑板上，叫学生来改，名曰：“大家来改错别字”，凡是要求背诵的古文古诗，我都带头先背。我说：“我并不比你们记忆力强，工作又这么忙，和你们来个背诵比赛吧！”学生的积极性就起来了。为了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搞了个讲演比赛。给他们出一些题目，让他们自选一题写成讲演稿，上台当众讲演。有些不敢当众讲话的学生，硬着头皮上去讲，一个接一个，占用不少自习时间，但收获很大，最后我对每个学生作了讲评，使他们很受鼓舞。
　　为了丰富学生的知识，讲古诗时，我每讲一首，都要配几首内容相似的诗。让学生背下来，还开展了每周背一首诗的活动，写在小黑板上，号召大家背诵，引起学生兴趣。我对学生讲：“诗词不但能丰富知识，还可以陶冶情操，促进思维，把它背下来，终生受用无穷”。在教学中我背下不少古诗，至今不忘。
　　有一次讲李白的《送孟浩然之广陵》，我请王剑老师画一张画。诗的原文是：“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我边讲边指点着画面，用我译成的白话诗，朗诵：
　　我的老朋友向西离去，辞别了古老的黄鹤楼。在那百花盛开的三月，奔向那繁华美丽的扬州。那孤独的小船远去的帆影，消逝在蓝天的尽头，只见那滔滔的江水，向遥远的天际滚滚奔流。
　　看到学生笑容满面，聚精会神地听讲，已受到感染，进入诗的意境里，我心里感到无比的兴奋。当时还有其他老师也来听课，他们说：“这堂课讲得比较成功，”我说：“还得感谢王老师助我一膀之力！”学生过了几十年见到我，还提到这堂课，说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当时大力推行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的教育理论，变“注入式”为“启发式”“谈话法”，也叫“红领巾教学法”学校为了推行此法，要求语文组，举行一次公开课，决定由张延彪老师来执教，可是张老师正闹情绪，拒不承担这个任务。据说是因为孟非老师给他介绍对象，结果吹了。他说孟老师骗他，捉弄他，后来近于疯颠，连课也不好好上了，被学校辞退回老家海林县去了。
　　当时孟组长再三做他的思想工作，也做不通，这可就抓瞎了，他不干让谁干呢？于是就动员我来上公开课，我可没有这个胆子，自己半斤八两还不知道吗？弄不好砸了锅，还得给学校丢人。我说啥也不干。孟老师认为我讲课还不错，鼓励我打消顾虑坚定信心，由他来帮助我备课。我实在推脱不了，就这么定下来了。正在这时佳木斯一中语文组也要举行公开课，我闻风而动，去听了课。讲的是丁玲的《十万火炬》内容是写苏联斯大林庆寿的场面，描写得生动感人。正好是我讲的教材。我听完课把人家印的教案设计也拿来了。经过同组长研究，做了不少改动，特别是在设计提问上，花了不少脑筋。如：提什么问题，在什么节骨眼提出，答不上怎么办等等，还有板书设计也下了不少功夫。我把课文都差不多背熟了，教案也背熟了，经过两次试教就要登台“演戏“了。
　　来听课的除了本校全体老师外，还有不少小学老师（那时只有这一所中学），共有70多人听课，找个大教室上课，也挤得满满的，在登上讲台前我的心还在“突突”。我想，慌有什么用，反正都得听我的，不能走佳木斯那位老师的老路，他就是因为慌，说话都“结巴”了。我只看学生不看听众，先稳住，提个问题，学生答时我就慢慢镇定下来，我提出问题，学生对答如流，很少有卡壳的。由于学生配合得好，讲课顺利，我便旁若无人地大胆发挥，效果很好。老师们评论中纷纷叫好，肯定了这次公开课（两节课）是成功的，当然也提出一些不足之处。我说：“这堂课如果说有些优点，主要归功于老师们的帮助和同学们的配合，”实际上也不是客气，如果没有其他老师和同学们的支持，我就是有三头六臂也不会成功的。
　　人就是锻炼，经过这次考验，以后我又讲了《红领巾》，《到佛子岭水库去》，《通北农场访问记》等多次公开课，就不着慌，稳如泰山了。讲课的某些动作和语言，也容易留下话巴。如，我讲：“这是咱们的连拱坝”，把“咱们”二字加重，表示工人当家作主人的自豪感。这么讲是讲到点子上了。所以洪传庆老师一见我就说：“老龚，这是咱们的连拱坝！”这是开玩笑，也是对我的赞赏。洪传庆是四川人，有名的数学教师，是我们副班任，后来调回南方。
　　1956年我被选为省优秀教师，我还以《诗歌教学》为专题总结了经验，在市里和省里交流，当时市教育局中教科长常秀芳也出席了这次会义，听了我的发言，她说：“内容很充实，有改革的新意。”这和我对诗的爱好是分不开的。我能背诵几百首诗，但不敢写诗。以前在编剧时写过不少快板，还不能算是诗。在我到鹤岗中学第二年又派来四名河南老师，其中有段云焕，冯本智，刘学弼，马登坡，学校举行了欢迎会，我以白话诗的形式写了欢迎辞，迎来了一片掌声。这是我第一次开始写诗，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我就大胆地写起来，每逢大事小情和喜庆的日子我就写上一首。也有的投稿在《鹤岗日报》上登出来。有一年庆“七一”举办诗赛会，我模仿臧克家的《有的人》写了一首《有的人》参加比赛，得了二等奖，听说在评议时有人说我抄袭套用。其实除了诗的名称外，在内容和语言上并无抄袭现象。点名叫我上台领奖，我堵气不上去领，别人代我领了。后来我和提意见的人交换了意见。他说：“只是诗名应该换换，如果是抄袭就不能评上了。”我才消了气。还有一次也是庆祝党的生日，有市领导参加，我献了一首诗，上台朗诵。当读到其中一句”满面生辉“下面有些人笑起来，原来是把”满面生辉“误解为”满面生灰“，也许是有人故意逗个笑。在庆”五四“时，我写了一首长诗，由善于朗诵的文杰（女）老师，用播音器向全校师生朗诵。这些诗没有保存，边写边扔了。
　　鹤岗中学也和其他事业一样，发展很快，到55年已发展到十一个班，学校容纳不下，又建立个临时分校，地址在南大营，我和白老师调到分校任课，上班步行六七里，午间带饭，有时带点挂面，在炉子上煮着吃。校舍是仓库改成的，潮湿阴暗，特别是冬天炉子不好烧，常常冒烟上不了课，师生遭了不少罪。转过年春天，突然一场大火，烧得片瓦无存，幸亏是早晨起火没有伤人。当我们闻讯赶到火场时，房子已经烧落架了。据后来调查失火原因是天棚里的电火引起的，怎么办？无处上课，只好回本校改为二部授课，省里又投资盖了一栋教室，才恢复了全日授课。
　　那时小学毕业升入初中的还不到一半，学生的年龄也较大，初一的学生最小也有十五、六岁，学生都比较用功，学校要求也比较严格，考试不及格者，不准升级，毕业。有一次举行学期考试，我还干了件蠢事。监考化学科我把卷子拿错了，把物理卷子发给学生了。这一来可就乱套了。学校临时决定，我监考这个班，学生答完卷不准出教室，接着考下一科化学。其也班考物理，事后我向这班学生表示歉意。他们都笑了，还说：“这个老师还很虚心呢？”学校领导告诉我，以后要注意！这件事就过去了。我在生活上“马达哈”的事常有，但在工作上这是第一次，由于我接受了教训，还落个虚心的名声，以后我多次监考甚至参加初中高中招生和高考初试的出题工作，也没有出现差错。
　　由于事业的发展，教师不断增多，多数教师已结婚，长期两地分居。大龄青年也正在准备结婚。因而教师住房已成燃眉之急。那个年头哪有钱盖砖房，只能在学校南面用“卧拉哈”的办法盖两栋泥房。每栋7户，一屋一厨。从东往西数。前栋有张中非，陈伟杰，商崇义，张浦，沈洪亮，张显声，赵玉书。后趟房：李村林，我是第二户再往西数有王剑，刘秉良，白永勤，李春舒，王非，我1955年结婚，房子盖起来，第二年春天我就搬进去了。我落户时一贫如洗，工资才50元，刚结婚时什么也买不起，连炕席，木桌，水缸都是借学校的，实际上是借到底了。除了行李外，几乎一无所有，房子四面透风，炉子不好烧，冬天把手巾都冻硬了。孩子他大姨来看看说：“这也太不象话了，比贫僱农还穷。”我赶紧买几张画贴在墙上。1956年工资改革，我的工资长到70元，这是学校教师的二等工资，已经比较高了，生活也好转了些。为了节省钱，在房西头刨菜园子，火车道夹空种豆角，上山开地，种地，去火车站捡煤，去井口筛煤面子，千方百计省钱。我的那个贤内助，怀着孩子七八个月，还挺着大肚子和我上山种菜。1957年第一个孩子降生了，家庭增加了无穷乐趣，孩子他姥爷特从农村来送小鸡，小米，鸡蛋。孩子他大姨在每个孩子降生时，都把坐月子吃的东西包下来送到家。孩子到他大姨那一去就住不够。孩子和他大姨的感情特别深，我大儿子在国外定居后，还给他大姨打电话。（这是后话）
　　前面列出个名单，这些老邻居都是一个单位的，成立一中后，分到一中去的都搬走了，又搬进几家：冯本智，白春山，刘学弼，董瑞忠，郭景山等。这些老邻居几十年如一日，相处亲密无间。搬出去的也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像亲戚一样走动。
　　值得一提的关系最好的几个人，有白永勤，张显声，陈伟杰，商崇义。其中以白永勤为中心。他比我大十来岁，已于1957年搬到南山一中教师家族房住。每到过年时都去看他，如果不去他就不高兴了：“为啥没来呀？”过后还得解释清楚。我去他非常高兴，有什么好吃的，好酒都拿出来，亲热得如同见了亲人。白老师是辽宁省法库县人，大学毕业，旧社会曾在法院当过书记官。解放后来此求业当上了教师。他为人豪爽，正直，不慕名利，疾恶如仇，严以律已，宽以待人，他痛恨那些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人，曾对我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斗来斗去没个完。”对打成右派的人，深表同情。他从不求借他人，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他大力相助，慷慨解囊。有的人借他的钱，名义上是借，实际上是给，借而不还，他也不要了。他在经济上并不比别人宽裕多少，家里连个象样的家具都没有。他对青年教师满腔热忱帮助。我们在一起教语文把他视为师长是理所当然的。可他从不摆老资格，反而向年轻人虚心学习，他说：“我是老保守，赶不上形势，没有什么发展，你们是后起之秀，得向你们学习。”我搞公开课时他热心指点，如果让他上场，却坚决不出头，甘当后台，做人梯。有些没有结婚的大龄青年，他很关心，给介绍对象，促成了好几对美满婚姻。他办好事不求回报，他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我过年上他家拜年时从不买礼物，如果买点什么，他反倒说你见外了。他对自己的学生一向很严格，又非常耐心地谆谆诱导。学生有困难他就给买学用品和有关急需的东西。
　　我是白老师大儿子的班任，他说：“在家叫叔叔，在校叫老师，和你的孩子一样，就交给你了。”这个孩子叫白立贤，考上了大学，是地质专业的，长期在外，已在北京落户，每次回来都来看看我。有一次我上北京没有到立贤家去，白老师很生气问我：“你不知道立贤在北京吗？为什么不去？”我说：“因为我走得匆忙，没有把他的住址记下来！”他的意思是让立贤好好招待我一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不论是学生也好，同事也好，对白老师的为人无不称道。可惜这么个好人，刚从文革的追害中解放出来就得了癌症，于1980年逝世，为他送葬的人，浩浩荡荡，排成大队，有好几百人在遗体前鞠躬洒泪。我写了一首诗，以告慰白老师在天之灵，寄托哀思：
　　无权无势更无名，默默无闻献终生。
　　严谨求实为师表，一丝不苟育精英。
　　光明磊落傲权贵，疾恶如仇厌虚荣。
　　名利皆非君所欲，浩然正气照苍穹。
　　白老师的老伴张淑云是小学教师，后任校长，幼儿园园长。我们处邻居时，我刚结婚，她经常在晚上到我家来聊天，讲今比古，讲家乡的古迹，童年的乐趣，战乱的奔波，生活的插曲。讲起来津津乐道，听起来如临其境。好象我们也生活在那个年代里。其实我们是同龄人，在辽沈战役中，他们那里是前线，我们这里是后方。
　　白老师去逝后，她在子女家住，我也常去看她，同她叙旧，回首往事如云，感慨人生之多变，我的孩子结婚时她还特来贺喜。胜过一般的亲戚关系，她于95年病故。
　　我们五位知音的中心人物已仙逝，我们这四人之间，依然经常来往，大事小情必到，每年过春节还要聚一聚，喝一场酒，打打麻将，叙叙家常。欢乐一番。
　　商崇义（原名魏延甫）他爱人李肃箎也是中学老师，他在五十年代已调到《鹤岗日报社》当编辑后任总编。可是和我们一直不断来往，情同手足，有一次我有病了，他还特来电话打听情况。我们每年春节后相聚，多半聚在他家里，他于2000年患肺癌，在北京治病还念念不忘这些老同志，坚决要回鹤岗，死也要死在鹤岗。我去看他，已骨瘦如柴，握着我的手不放。我写一首安慰他的诗：
　　同来鹤岗献青春，半纪风云友谊深。
　　难忘拓荒种桃李，回眸洒墨苦耕耘。
　　逢年过节同相聚，把酒抒怀论古今。
　　世上人稠知已少，今生有幸吾逢君。
　　别人去探病时，他还把我写的诗拿给看，可恨苍天太不公，好人无长寿，这位知音故友于2001年秋病故。
　　张显声外号叫“先生”（谐音）和我的关系号称“四同兄弟”：同学，同龄，同年来鹤岗，同年入党。在别人看来，我们俩还有一同，就是性格相同，而且都是大酒包。有一天他到我家喝酒，从中午喝到半夜，只好在我家住下，象这样实在的人也是很难得的。这种实惠劲我也不次于他。有一次陈伟杰请我到家吃饭，我去了，可是老陈却被别人拉走喝酒去了。其他客人都没有来，七碟子八碗都准备好了，端上来了，我只好同他老伴李亚芹老师和孩子，欢宴一场。
　　陈伟杰比我大一岁，在中学，在教育局都在一起共事，在教育局当中教科长。我是科员，他对我的工作和生活都很关心。相处不分彼此。因为他性格过于耿直，得罪了不少人，一直未提拔。文革后调出，在南山区任教育科长。离休后我们也常来往，他对我说：“在信仰危机的年代，不论怎么说我们都不会动摇，拿我们个人来说，没有共产党我们就不会安度晚年，享受这样优厚的待遇。”这也是老同志们的同感，毛主席的晚年错误也好，今天的贪官污吏横行也好，这都和共产主义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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