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事是千变万化的，有些事情是意料不到的。我做梦也没有想过上大学，却跨进了大学的门槛，做了丰富多采的大学梦。
　　同双河小学师生告别后，回到勃利，我二婶高高兴兴地为我拆洗被褥，准备行装。在勃利参加考试有40多人，选出20名又去经过省里考试，最后录取勃利县8名，经过两关总算没有把我刷掉。我和姜天文（是勃利师专同学）分配到中文科，开始了在职带工资上大学深造的生活。
　　松江师专址在哈尔滨南岗区，博物馆附近的一座三层楼，共开设11个学科，除了音体美外，凡是中学开设的学科这里都有，约500多名学员，都是从省内各市县选考来的。这种教育的特点，除了具有师范的性质外，按省教育厅长唐景阳给我们做报告的说法是，概括起来三个字“蛋炒饭”又快又好吃又解饿。我们班有40多人，6名女生。在楼上上课，地下室是食堂，宿舍。我们就住在半明半暗的地下室大板铺上。正副校长是常杰民，赵黎生，都是文化不高的老干部。常杰民表达能力不强，有个外号叫“是啊”因为他一讲话总好说“是啊”，教务主任姓闫，是大学生出身，讲话出口成章，引经据典，很有一套管理的方法，深受学生拥护。后来我们同哈师专合并时，陆辉也调到这里任副校长，给我当了第二次校长，还给我们讲过课，他的英姿不减当年，说话还是那么风趣。他已不认识我了，我同他搭话才想起来我这个学生，他说：“你还是那么老实，没想到你也到这里来了，当刮目相见了。”
　　我们的班任名李湛章，是从中学教师中选拔上来的，40多岁，中等身材，面目清瘦，很少有笑容。教现代文学，苏联文学（那时不开其他外国文学）和作文，擅长写散文和现代诗，常在报刊上发表。
　　开设课程有政治，现代文学，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史，现代汉语，苏联文学，文艺理论，语文教学法，教育学，作文等。考试实行五分制。五分满点，三分为及格，这是学苏联的记分法。那时还没有实行职称制。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教师，各有专长，有出国留学生，有名牌大学毕业者，有在学术上有成就者，按现在的标准都可以评为教授。老师们讲课的风度和特点，各有千秋。
　　李湛章老师讲课，严肃有余，活泼不足，总好旁征博引，一个词讲了一堂课。讲苏联文学，注重人物分析，再引导看原著，那时图书不足，很少能看到原著，只好死背硬记。讲现代文学注重朗读，他的范读有声有色，和演员，广播员差不多，在训练学员朗读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上作文课重视讲评，把学生作文拿来作典型，逐篇评论。我写的一篇《我的舅舅》，以舅父被日本宪兵队抓去那件事为题材，写了3000多字。他评论说：“写得过细，成了小说了。”我写在双河亲自参加打火的事，题为《打火》那篇，他认为“写得比较生动，详略恰到好处。”
　　栾菊田老师讲鲁迅专题，对鲁迅的生平和著作了如指掌，但因为是湖南人，说话我们听不懂，写字又潦草，还得找个同学当翻译，只好生吞活剥，这叫食美食而不知其味。后来把他调走了。
　　李秉开老师，教语文教学法，生动活泼，趣味横生。善于联系教学实际，打比方，举例恰当，深入浅出，富于幽默感，常常引起哄堂大笑。他说：“把学生当成鸭子，不管它爱吃不爱吃，硬往肚里塞，鸭子喂肥了，可是成了废物，这样的教学法，就是填鸭式，注入式，好心办了坏事。那时主要推行苏联的“谈话法”。他说：“谈话法，也有利弊，不能设圈套牵着学生的鼻子走。他对一些理论性的问题，都要提出个为什么，绝不人云亦云，而往往提出个人的主见。此人在文革中受迫害，上吊自杀了。
　　王老师（名字记不清了）是山西人，普通话说得好，讲现代汉语，采取听说写三结合的方法，边讲边提问边动笔分析句子。还有课后作业，这种方法给人的印象深刻。
　　还有个王文悦老师，是留日的，大约四十上下岁，梳背头，戴眼镜，穿西服，有点潇洒之气，他讲文学概论，有时还引用西方的文艺理论，这在当时是犯忌的，后来听说他被打成右派。那时老教师不打成右派的是少数。
　　这些老师讲课都有个共同点，就是不坐凳子，不看书，不念笔记，没有框框，各尽所长。总的来看是听，记，看，背，考。听讲时，边听边记笔记。课后自己看书，看讲议，背条条。准备考试。最讨厌的是，把考试安排在开学初，弄得你放假还背个复习考试的包袱。
　　这段学习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实行班任制，其实班任基本上不管事，平时有班委会和团支部来管理日常生活。
　　一是做学员的思想工作，这里的学员来自四面八方，程度不齐，也有瞎胡混的。团支部发动学员互相帮助，有个叫刘新的女同学，是团支部学习委员，偏偏盯住我不放，找我谈话，说我自私，不帮助别人，我说：“我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还有资格帮助别人。”他说：“你太客气了，谁不知道你的基础好，开学初就看到你的文章贴出来了。”是有这件事，第一次征文我写了个快板，内容是我在双河那段生活，还得了征文奖。我不能辜负刘委员对我的高看，只好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帮助对象我忘了，所谓帮助也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这和中小学不同，都是成年人，没有一个靠同学帮助成才的。
　　二是搞宣传，我们在校时正赶上党中央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据报纸上和文件上说：已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集体所有制，就算进入了“社会主义”，这时我们校址已迁到道里新阳区，周围都是居民。我们分组深入街道，拿着报纸和宣传提纲讲。老百姓好象不那么感兴趣，听听而已，我们也是讲讲而已，完成任务而已。
　　三是搞文娱活动。节假日开联欢会，看电影，出板报，墙报，唱歌跳舞，还学了几首苏联歌曲，用俄语唱，是学员自己教的。跳舞我是外行，那时开始流行跳交谊舞，我只好靠边站。为了消遣我们经常晚上去看电影，那时影院少，看的人多，排大队买票，特别是冬天冻得搓手跺脚，还是坚持排号，看完后已是深夜，大门关上了，就跳墙进来。集体组织看电影，有的还带有学习任务，看完后要写“影评”或“观后感”。我们都是带工资上学，又多半是独身，所以伙食尽量搞得好一些。平时常吃细粮星期天吃肉，有时吃饺子，包饺子时，把馅和面拿到班里来，自己包。大家边包饺子，一边说说笑笑，好象开联欢会。有出谜语的，有出对联的，有唱歌的，有讲笑话的。有个年龄比较大的同学，名叫于彪，最爱逗笑，他讲个笑话：从前有个大商人，在大年三十晚上，接神回来吃饺子，当饺子出锅时，掌柜的为了讨个吉利，就问上灶的裴师付：“老裴，饺子挣了吗？”饺子煮破了叫“挣”。裴师付一听，要显显自己的手艺，一边敲着大勺，一边得意忘形地说：“掌柜的，你放心，有我老裴在这，保证你挣不了！”掌柜的一听，气坏了，第二天就把老裴辞退了。大家捧腹大笑。班长李复说：“今天我可赔了，刚开支就让掏兜的掏了，”大家说：“真的吗，我们给你交伙食费吧！”他摆摆手说：“谢谢大家，我还有钱。”我们同学十分团结，有家困难的，大家就齐钱帮助他，尽管大家的收入微乎其微，手头都比较拮据，都能舍得出来。
　　我们在校期间还赶上一件大事，斯大林逝世。在人们的心目中，斯大林是“和平之神”，“和平之父”崇拜之至，无以附加。有一天突然传来噩耗：斯大林逝世了，学校还举行了追悼会，我们都戴白花，在斯大林像前致哀，有些同学都哭了，我没有哭，心里也不好受。
　　下面分几个小题目作为这次学习的插曲：

　　　　老叔的一家

　　在我入师专的第二年上半年，同哈尔滨师专合并，校址从新阳区，迁到南岗合兴路哈师专院内，这时我妹妹龚寄萍（我老叔的大女儿）也在哈师专数学科读书，她常来看我，问我有什么困难，有没有要洗的衣服，我不用她洗，她也住校，学习也很忙，一到星期天，她回家，我也到老叔家去，其实我一到哈尔滨入学后就到老叔家去看望。我老叔在市教育局工作。老婶在继红小学任教，我差不多每个星期天都回家去看看，老叔每见到我就问学习怎么样？有什么困难？鼓励我上进。老婶看我上了大学，高兴得了不得，她说：“真没想到你还能上大学！老龚家又出了个大学生。”我把自己写的文章和诗给她看，她看了又看，又拿给我老叔看，一再说好！我想这是鼓励我呀。平时有点好吃的就等我去吃，我没去，让寄萍给我带去。到这里我也有家了，也是我的幸运和得天独厚的条件。
　　我老叔，1909年生，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教育系，公费生。在校期间学习成绩优秀，兼听文学院和理学院的课程。后来我老婶也去北京陪读，婶母比我老叔大三岁，是依兰县第一任小学女教师。在北京时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老婶在晚年时，曾对我较详细地说过这些往事：那时我七叔龚贵霖八叔龚荣霖（我老爷的儿子）也在北京读书，他们常到我老叔家吃住，谈论政治。对日寇侵入东北忧心忡忡，义愤填膺，对军阀的腐败恨之入骨，曾多次参加反军阀和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在“一二·九”示威游行，他们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而被捕。在押送的途中我老叔做了押送士兵的思想工作。他说：“我们这是为了什么，你不也是中国人吗？能愿意亡国吗？……”这个士兵点点头找机会，偷偷地把他们放了。他们回来哭一阵，笑一阵，说：“中国人绝大多数是有良心的，不会亡国。”我老叔毕业后，曾在山东省文登县从事教育工作，后来日寇的魔爪已伸向华北，成立汪精卫傀儡政府，号称什么“东亚共荣圈。”我老叔对这一套一眼就看穿了，心想，在哪都一样，于是又回到东北。先在依兰县当教师，后又去吉林省敦化县任教育科科员，兼任额穆索村教学指导员。有一天县里来了个英国人，日本人同他打交道不会英语，又找不到翻译，急得抓耳挠腮。有人说我老叔会英语，于是把他请去当了翻译，日本人对我老叔很赞赏，让他当专职翻译，我老叔说啥也不干。这时有人出于嫉妒，告发他参加反满抗日运动。宪兵队以思想犯的名义把我老叔抓起来了。在审问时，我老叔一口否认，日本人又拿不出什么证据来。又一口咬定：“你家在东北的，满洲国成立的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不回来？你的坏了坏了的。”我老叔说：“那时不断打仗，我怎么回来？现在不是回来了吗？”日本人瞪瞪眼睛，挥挥手：“押下去！”这时我老婶急中生智，找了我老叔在北大时的同学池端，此人原是日本留学生，当时任敦化县副县长。池端第二天就拎着糕点，水果去探监，安慰我老叔放心，不要着急上火。看监狱的人，看到日本县长都来了，对我老叔比较照顾。后来池端经过出面担保，才把我老叔放出来，蹲了七天“巴离子”幸亏没有挨着打，回家后浑身是泥，长满了虱子。我老叔说：“那里哪是人待的地方，睡在潮湿阴暗的水泥地上，成天不动地方，不用说挨打上刑，就是蹲也蹲死了。”那时的政治犯谁也说不了情。不是池端的官大，我老叔是出不来的。
　　解放后我老叔在哈尔滨定居，历任哈三中教师，哈市教育局督学，哈师专，哈师院数学系教师，那时还没有职称，他的工资相当于教授待遇。我读书时他正在市教育局工作。我来鹤工作后，每次去哈市时，都要去看他，全家设酒晏欢迎我这个远来的亲人，还要和老叔饮上几杯酒，共享天伦之乐，又照像留念。在我的像集中老叔的照片最多，有全家的，个人的年轻时的，壮年的，但他还没进入老年，刚刚50岁就和我们永别了。
　　1957年反右斗争时，我老叔被错划为右派，因他不服气，脾气犟，太求真，不认罪，后来把他关押起来。他又恨又气，没想到解放了，还受这个窝囊罪，怨恨成病，官方把他接出来治病，确诊是肝癌，经抢救无效而离开人世。老龚家一颗才华横溢的繁星殒落了。而且牵连妻子儿女和亲属背上了政治包袱。
　　我老婶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师，1947年后一直在哈市任教，因业绩突出被选为第一任东北烈士子弟小学（现继红小学）教师。为历年先进工作者，自1956年始，连续担任南岗区人民代表，直到离休。是首批民主促进会成员。
　　她生一子二女都是大学生，又都是教师。儿子龚伟在哈建工校任教授，后调到建设部远距离教育中心任教授。女儿女婿都是中学和师范的高级教师，孙子是中专教师，可谓教育之家了。第三代也都是大学生。她退休后一直在女儿家。在呼兰县大女儿寄萍家时，我几次去看望她。后来在哈市二女儿芝蕃家，我一有机会去哈市时，一定去看望她。我是从小在她膝下长大的，她对我和亲儿子一样，每次去她都乐得合不上嘴，做好吃的，唠家常，我就住在她的寝室里，和我讲古怀旧，一讲就是大半宿。我家的兴衰史和我老叔施展才华抱负历经艰险的一生，她不只一次对我讲过。她不但口才好，记忆力也强，已经八十多岁的人了，对几十年乃至半个世纪之前的事，如数家珍，分毫不忘。我也常给她写信，有时附上一首诗。有一次教师节，我写一首《园丁乐》给她寄去。诗曰：
　　斗转星移数十年，霜晨雪夜岂等闲。
　　回思往日耕耘苦，品味今朝硕果甜。
　　桃李争春春似海，群芳吐艳艳阴天。
　　人生各有无穷乐，莫过园丁赏花鲜。
　　她读过这首诗还给我写了回信，说还把这首诗拿到学校给大家看了，老师们一致赞扬这首诗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婶母说：“使我很受鼓舞，我当一辈子教师，受了不少苦，但我不后悔，我感到骄傲，从咱家来看。就有这么多大学生，这不是当老师的功劳吗？”我们婶侄儿之间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我二儿子云龙在哈读书时，曾参加了她老人家80寿辰的欢庆，拿回来庆寿的全家照，她两个妹妹全家也来庆寿，三十多人象众星捧月一样，围在老寿星的周围。我想，婶母的一生是很有价值的，值得自豪的。

　　　　在二姐家过年

　　在勃利县教书和在哈学习期间，连续好几年过春节时，我都到二姐家去，她和我姐夫在建国前就开始在大海林林业局工作，当时住在火龙沟（也叫长汀）是个山丘地带，也是林业局的所在地。那时正是林业兴旺时期，家家都比较富裕。我去过年之前，二姐就来信开个大单子，买什么新鲜菜，海物等，都是那里买不到的。钱花光了，回来她给我拿路费。他们住在山沟里，交通不方便，到牡丹江要换车去海林，再乘林区小火车，才能到火龙沟。还得爬山到她家。那时我大姑已被他们接去，帮他们做饭，看孩子，欢度晚年。我这个远离的亲人，风尘仆仆而来，全家立刻热闹起来，大姑头几天就叨咕：“修文快来了”。我一进门先给大姑磕个头。她马上把我拉在怀里，摸摸脑袋说：“修文也不多穿点，没冻着吗？你好象有点胖了。”我好象久别的婴儿又投入母亲的怀抱，家庭温暖之感油然而生。二姐瞪着眼睛，指着我脑门说：“小鬼！你怎么才来呀！”我说：“你给我的使命，我总得完成吗！放假后我还得到老叔家看看，又上街买菜，闹个紧忙。”她哈哈大笑：“谢谢我们的采买员。”接着又打听了老叔他们的情况。我买的茄子，青椒，韭菜什么的快捂烂了，赶紧收拾菜。午间二姐夫下班回来了，拍拍我的肩膀，把我拉到里屋，叫声：“大源，看看舅舅来了。”这时我刚到家，还没有来得及看外甥呢，大源刚睡醒，正在炕上玩，刚会冒话，叫声“舅舅！”这是我二姐第一个二代人，长得白白胖胖的，我抱着他，小手搂着我的脖子，好像懂点事了，能认亲了。这个天真活泼的掌上明珠，不好哭，不闹人，好逗人，增加了无穷的乐趣。
　　我来时已过了腊月二十三，忙着蒸馒头，包冻饺子，煮肉，杀鸡，洗洗涮涮，采购年货，一到晚上就凑到一起听大姑讲故事。大姑是左右闻名的讲故事专家，很少讲民间故事，专讲古典故事。对故事的年代、背景、人名、地点、人物身份、故事的来龙去脉，交待得清清楚楚，有时也添油加醋，绘声绘色，达到引人入胜的境界。有一次讲“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的故事。她说：“你们知道举案齐眉这个成语吗？我讲的故事就是从这个典故中来的，端菜的器具叫‘案’要把‘案’举到眉目那么高，来表示夫妻相敬如宾的意思，”讲了他们如何恋爱，如何逃婚，如何隐居开酒馆。她说：“一个如花似玉，才华出众的王孙贵族的大家闺秀，居然开起小馆，当起老板娘来，招待满堂食客，端菜，送饭，酌酒，干得满有劲，在当时看来，好象是丢人的事，可是却传为千古佳话。就是因为他们视功名如粪土，更因为他们这种坚贞不渝的爱情和反抗旧婚姻制度的精神，感动了后来人。”她讲的故事，一般都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而且以画龙点睛之笔，点出主题思想。真不愧为当教师出身的老学究。
　　我二姐两口子上班也没个准钟点。有事在行，无事常回家，特别是临近过年，形成了不放假的放假。恰在这时又出现了个插曲。隔壁李树功的老婆生孩子，又是难产，二姐他们好象自家生孩子一样。又找大夫，又烧水做饭，里里外外忙得不亦乐乎。一直守到后半夜听到娃娃的叫声，这才擦擦汗，松了口气。
　　我二姐夫性格豪爽，挥金如土。交友以信义为重，又是个大酒包。过年用小缸装酒，不免和几个铁哥们喝上几场。过了初一请几位朋友来家喝酒，其中有高玉，秦福禄大夫，李树功，我们五个人，喝了一坛子60度白干，大约有十来斤，我也有点酒量。大姑怕我喝醉，使眼色让我下去，二姐夫说：“没事，他有点酒量。”我大约喝了一斤酒，从来也没有喝过这么多，也有点云山雾罩，饭后我们一块去看了电影，真是酒包对酒包，谁也不耍孬。
　　过年时，常出去走走看看，山里的风光，到处是冰天雪地。毛主席说：“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我可没有这个欣赏能力，还得抓紧时间备考，看笔记背条条。转眼就要开学了，总觉得待不够，二姐他们也不让我走，挨到开学头一天，不走不行了，才放我走。在我结婚前，每年春节都在二姐这过。有一年过春节李荫生也来了，更是热闹非凡，这种手足之情是可意会不可言转的，弹指一挥，半个世纪了，在我写回忆录的时候，好像昨天发生的事。

　　　　大连之行

　　返校复习功课，进行毕业考试。在毕业前，还有一个精彩的节目——上大连参观，我这个大老屯，到哈尔滨已经浑如“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了。大连是久已想往的名城，况且我还没有见过海。车费由学校出，住宿不花钱，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大家欢呼雀跃。到大连听了大连师范学校校长作了“如何当一名教师”的报告。游览了鲁迅公园，劳动公园，去了老虎滩，洗个海水澡。望着茫茫大海，犹如井底之蛙看世界。写下这首观海的诗：
　　人类何渺小，沧溟大无穷。
　　无今又无古，无亏亦无盈。
　　沧海育万物，惊涛骇众生。
　　自然有祸福，且看驾驶功。
　　我们还到旅顺参观了日俄战时的大炮，游览了俄国人的小动物园。拜谒了《忠义堂》，是日寇占领时，奋起抗敌被屠杀的数百名无名烈士。据说海边上有一座显示日军战功的白塔，已被拆除。
　　印象最深的是，参观旅顺历史博物馆，也是东方历史博物馆，其规模之大，在东北首屈一指。除了原始社会直到各朝各代的历史展厅外，还有若干专题展厅。有朝鲜史展厅，货币展厅，兵器展厅，矿物标本展厅，动物标本展厅等。最稀有的是，不常开放的地下室木乃伊展厅。有一千多年前的尸体若干具，已成为肉干，分不清男女了，但还保持原形，衣服还穿在身上，放在封闭的玻璃柜里。还有此人的说明：年代，姓名，性别，年龄，身份等。还有些殉丧品。这些都是从挖出来的木棺，石棺中得到的。
　　还有一件宝物，名叫“双龙铣”象个带双耳的铜盆，上面有彩色花纹，铣底刻两条金龙，如果装上水，用手磨擦双耳，铣中水就会翻花，卷起波浪，象双龙在飞舞，还发出嗡嗡的声音，据说和“双凤铣”是一对，“双凤铣”放在北京故宫博物馆，是哪个朝代的记不清了，当时做表演，确实如此，不足之处是铣边有个缺口，据说是日本人打掉一块碴，拿去做化验，研究其中的奥妙，也没研究出来。
　　这次参观，还出了一个大事故，生物科有一名朝鲜族学员，上山采集标本，被毒蛇咬了，没有抢救过来。不幸死亡。
　　回校后公布了考试成绩，发毕业证，举行毕业典礼，全校500多名毕业生加上老师照了一张毕业像，人头比火柴头还小，也看不出面目来。我们勃利去的8名同学单照一张像，只是以后从无来往，各奔一方，人的名字已记不全了。举行一次会餐，学校公布分配工作的事，等以后通知。同学之间互相留了地址，恋恋不舍地分道扬镳。走之前我到老叔家告别，聚会一番，当时表妹李淑兰也去了，还同老叔他们照了全家像。这张黑白照照得非常好，当时老叔只有40多岁，我的弟弟妹妹们都处于学生时期，各个英姿勃发。我每当拿起这张照片，感到好象昨天的事，还在我的梦里。这次学习收获，可概括为四句话：增长知识，开扩眼界，取得文凭，上新台阶。
　　我常常问自己，象我这样一个无知的小白丁，又是穷得一无所有的流浪汉，做梦也没有想到上大学，当上中学教师，凭什么？是党一手把我培养起来的，两次公费上学，一次享受供给制读师范，一次带工资上大学，才有今天。先不谈什么信仰和主义，单凭良心，凭人类固有的天性，我也不能忘了共产党的恩情，不能不甩开膀子，为党的教育事业而来鞠躬尽瘁。

　　　　还乡团聚

　　在临走前到道外我二表哥李金生（我三舅的二儿子）家去看看，他说：“修文你以后不知那年来了，就在我这住几天吧！”我又在他家住两天，在道外遛达够，又看了马戏。临走时他还给我拿5元钱，乘船回到依兰，卖船票才花三元，以后再没有见到他，听说他的境遇不佳，英年早逝。
　　回依兰时，我爸爸还住在董家屯，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种点地，在乡亲们的照顾下，也能对付着生活。我回去时，他正下地干活回来，穿件破布衫，挽着裤腿，光着脚穿一双破布鞋，比以前苍老多了，他哪过过这样的艰苦生活。一见面，我心里就发酸，止不住眼泪，他笑笑说：“我这不是挺好的吗？你们在外边有出息了，我很高兴！”我继母说：“修文啊！你是大学生了，还这么婆婆妈妈的，你们爷俩见面了，应当高兴啊！”家里又杀鸡，又打酒，再叙天伦之乐。家里种点菜，还有苞米，黄豆，我去铲地，看看还没有荒，继母是主要劳动力。
　　恰巧过不几天，二弟也回来了，他在通河银行工作，知道我毕业了，可能这几日回依兰，特请假回来团聚。二弟也是个大小伙子了，当刮目相见了。他穿着退武时带回来的军装，有点军人的英气，我穿一身中山服，象个书呆子。
　　这次团聚用我妈的话说是“喜上加喜了”我们俩小时候都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乡亲邻里还能叫出我们的小名。听说老龚家两个儿子从外地回来了，都来看我们，说了不少赞扬的话。我暗想：“自己遭的罪谁知道哇！这才哪到哪，还是个穷光蛋呢？”我和二弟到当地乡亲家拜会一番，又回到依兰街看看。依兰的山山水水仍是那么美，一草一木都是亲切的。可是人事变迁已今非昔比了。正如贺知章《归乡》一诗中写的：“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这里是“唯有城边小江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我们离开依兰这段时间只有十年不算太长，但正是社会巨变的转折时期。象我们这一辈人差不多都远走高飞了，几门亲戚已死的死，走的走，所剩无几了。我们到三爷家，八姥姥家看看，到江边和古庙走走，照个像就返回了。这张照片保存至今，是我们俩风华正茂时唯一的照片。在农村大约团聚十来天，他返回通河，我在八月下旬接到分配工作的通知，是到拉林县中学任职。我匆匆忙忙和父母告别，起程去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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