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春，正是战火纷飞的年月，我从勃利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双河镇小学任教。这里是勃利县最大的一个乡镇，街内有几千户人家，管辖几十个村。双河小学在街南头，六栋破草房构成四合院的格局，厢房做教室，正房做办公室、食堂和宿舍。有十多个班级，我去时开始教二年级，一直教到六年级。除了教课当班主任外，还要做大量的群众宣传工作。
　　这里的生活相当艰苦，不开工资，乡政府定期发给粮、油自己卖出，换成合江劵，勉强维持生活。几乎天天吃苞米楂子，包米面大饼子，窝窝头，菜就是萝卜，白菜汤，大咸菜和蘸酱菜。住的宿舍，夏天漏雨，冬天刮进雪来，墙上挂满了霜，冷得睡不着觉。早晨没出被窝就变成了白头翁。穿的是缝缝补补的衣服，尚可遮风保暖，。我还算不错的，我的同学，有个姓孟的，分到外村任教，因穿不上棉裤，围个毯子系在腰上，坚持上课，外号叫“孟大毯子”。
　　在那年月里，虽然生活艰苦些，但干起工作来非常卖力气，好象有使不完的劲，白天教课，晚上参加扫盲，给识字班上课，还要教唱革命歌曲。学员们多半是青壮年，他们劳动一天，晚上又参加学习，也很辛苦。他们说：“学文化不比拿锄头轻快。”可是学得很认真，很起劲。学会了歌，精神更加振奋，课前课后，有人起头就唱起来，如果人多集会，就拉起歌来，呼声，笑声，歌声响成一片，“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声声扣人心弦。不仅唱歌，还扭大秧歌，登台演剧。
　　双河镇街内有东、西、南、北四个乡。都要组织秧歌队和排练节目演出，而且要互相比赛，剧台如擂台，看谁演得好，谁的节目精彩，一定要见个上下高低。
　　当时广大农民从日寇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又进行了土地改革，分得了土地、房屋和车马，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感到从未有过的振奋和喜悦。像千百年来锁在牢笼里的奴隶，砸碎了枷锁，冲出了牢笼，翻身做了主人，无不扬眉吐气，心花怒放。 这时前方正在打仗，节节胜利，捷报频传。共产党开动宣传机器，号召工农加紧生产，支援前线，歌曰:“生产长一寸，部队向前进”。农民怀着朴素的感恩之情，积极响应号召，当时掀起了两个高潮，一是生产支前高潮，二是唱歌演剧高潮。正处于如火如荼之势，方兴来艾之时。这两个高潮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全国解放区都是如此。扭大秧歌和演剧，与其说是宣传，莫不如说是贺喜，完全是自发的，是为了抒发翻身解放后的兴高采烈之情。
　　我自然也投入到这场兢赛高潮中去。被聘请为西北乡（两乡合一）的总指挥和导演。组织秧歌队，排练节目，指导表演技术，教唱剧中歌曲。其实我也是个外行。也只好拿鸭子上架，在干中学。不只是排剧还要改剧，编剧。当时流行歌剧，话剧老百姓看不下去，因此我把话剧加上歌词，配上曲子，改成歌剧。如：《人巧不如傢什妙》是宣传农具改革的话剧，我把它改成了歌剧深受欢迎。经我手排练的大型歌剧有《太平桥》、《血泪仇》、《枪》、《人巧不如家什儿妙》等。我教剧中歌曲时，因演员不识谱，要一句句教唱，拉胡琴的也跟着学练，常常教到深夜才收场。指导表演技巧时，还要亲自做示范，细心琢磨喜怒哀乐之情，引发的动作表情。这些演员把我看成行家里手，虚心模仿之，不厌其烦地改进之，居然演得比较成功。
　　物色演员是个伤脑筋的事，年龄、长相、身段、口齿、嗓音等都要考虑，特别是一些主角，要求更高，从千家万户中寻找，我亲自出头动员。镇内有一位医术较高的大夫，名叫王公宇，是我的好友，常到他家去作客。他爱人文化较高，容貌俊美，能歌善舞。我请她当演员，他不愿出头，再三推脱。后来我请王大夫动员她。王大夫说：“老龚，你挖门子挖到我的头上了？”我说：“这不是为私，为公。”（公和龚是同音）他笑了说：“好个双关语，就请他为龚出点力吧。”后来经丈夫再三动员，终于出场了，演得人人叫好。
　　有一次演《枪》是多幕歌剧，找一个扮演老太太的角色，还是主角，找不到合适的。我就去动员我五姨，她是我妈的堂妹，名李瑞莲，她也是我校的老师，已寡居多年，从不出头露面，但看在我这个外甥的面子上，第一次登台，演得还不错。
　　我校的青年学生，特别是女青年，已成为社会演出的主力，有些在全乡已出了名。窈窕的身段，俊美的相貌，洪亮的歌喉，精彩的表演，他们一出场就连声喝采。培养这些角色，我也出了一份力，我这个业余导演也有了光彩。
　　每次演出，一般都在晚上，室外广场上搭台子。天太冷时就在大俱乐部（大筒子房）演出，红灯高照，锣鼓喧天，花花绿绿，五光十色。观众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附近村庄的人也来看，有不少全家出动来看戏。老老少少，携儿带女，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热闹非凡。镇内的人，还要看看本乡演出的水平和外乡比一比。后来四个乡合成两大阵营：一是东南乡，二是西北乡。东南乡也来请我帮忙。我原在西北乡任指挥，又没有分身法，只好谢绝一方。这种演出，一般是在冬天农闲的时候，尤其是春节进入高潮时期，我也只好奉陪到底，不能回家过年了，就在我五姨家过年。
　　学校恰恰是这个高潮的漩涡，除了上课外，还要组织学生排练演出节目。大剧不适合学生演出，为结合学生实际，我编了不少节目。其中有双簧，相声，快板，小歌剧等。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县里组织一次大汇演，要求各区校自编节目。我编四个剧，以我班学生为主参加汇演，其中有取材于小学语文课本的《桂云为啥不上学？》是五幕歌剧。内容是：因为父母把孩子当成劳动力，影响孩子学习，后来经老师家访说服了家长，得到圆满结局。此剧受到好评，后来还抄一份寄给我表弟李荫生。那时他在鸡西也从事教育工作，也把此剧演出了。
　　第二出是《别信神》是独幕歌剧，内容是：腊月二十三送灶王爷上天，用快板的形式边表演边叙述供神无用之意，把神像焚烧，把毛主席像贴在墙上。
　　第三出是《歌唱救星共产党》是独幕歌舞剧，有4人边打快板，边唱党史，同时另一伙人作表演，从建党开始到新中国成立。按历史阶段，分若干场景，配合歌词内容进行表演。这在当时是比较新颖的表演形式。
　　第四出是《慌张女人》是从学生课本中的一篇寓言，改编成的三幕歌剧。内容是：有个农村妇女，一天晚上，听到母亲有病的信，立即抱起孩子奔回娘家，路过角瓜地拌了一跤，把孩子摔在一边，马上把孩子抱起来跑到娘家一看，妈妈的病好一些了，可是怀中抱的是个大角瓜，大家都吓坏了，马上到瓜地去找，发现了一个枕头，这下更糟了，是不是孩子被狠吃了，哭哭啼啼到家一看，孩子正睡在炕上。原来她从家出来的时候，抱的是枕头，在地里摔跤后，又抱起个大角瓜，此剧用夸张的手法讽刺遇事不沉着的人。演出时全场哄堂大笑，很受欢迎，可是又差点惹出了乱子。
　　演出后，县委的领导，在汽车上议论这次演出的节目，有的说：《慌张女人》这出戏挺有意思，可是在庆祝开国大典这个日子里，演这个节目不太合适吧？别人也没说什么，一笑了之。我们校长也在这个车上，听了议论，吓了一跳，捏了一把汗，一想，要拉到政治上，说你别有用心，可坏事了。回校后埋怨我太不细心了，我说：“我也没有想到这点啊！学生课本上还能有错吗？”事后没有追纠这件事。如果在文革中把这根稻草捞出来，我就够打成反革命了。
　　双河小学是全乡的中心校，高年级，有十几名住宿生。那时学生的年龄比较大，高年级二十来岁的不乏其人，学习都很刻苦，我平时晚上除了忙于背课和批改作业外，就帮助住宿生复习功课。那时的数学课学到繁分，有不少四则题难度较大，我帮助他们解难题，常常忙到深夜。虽然忙些，累些，可是感到有无穷的乐趣。
　　我曾教过语文，数学，历史，音乐等课，都是在学中教。那时教课没有框框，我的想法是尽量引起他们的兴趣，丰富他们的知识。如：教语文课，根据不同的内容，描绘图景，勾画场面，宣染气氛，引用故事，联系实际，推敲词句，举一反三。讲历史课联系一些历史故事，引用些古典诗词。使学生加深理解，丰富知识。备课时要阅读有关的书籍和查阅资料，花费更多的心血。可是看到学生聚精会神地听讲，流露满意的笑容。我就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
　　班级管理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要比教学工作多几倍，特别是学额膨胀的班级。
　　在解放初，多数孩子都不能按时上学，中途失学的也很多。
　　学校的校舍不够，要求上学的人多，容纳不下，只好拒之门外。我自报奋勇说：“我收，但要给我个大教室。”吴校长把西厢房一间大仓库给我倒出来做教室。我这个班是三年级，于是有教无类，来者不拒，敞开门收起学生来，达到七八十人，教室挤得满满的，也不好管理，我硬着头皮教下去。人多，淘气包子也多起来了。有一次上课，有个学生在下面玩皮球，我一气之下，把皮球抢过来往桌子上一摔，“嘣”地一声，皮球蹦到天棚里去了。因为天棚是铁丝上糊的纸，球借着弹力打进去了。我又堵气，踩着桌子，伸手到天棚里去抓球，用手一拉，只听“哗啦！”一声，把半个纸棚都扯下来了。多年在棚上的灰尘，一下子扬起来了，弄得乌烟瘴气，全班学生满头，满脸，满身，都是灰，个个象小灶王爷似的，大家哭笑不得，只好跑出去打扫衣服，这件事自然又惊动了校长，把我批评一顿，又修整了教室。我对学生说声“对不起”他们都笑了。事后我又下了番功夫美化教室。卖了色纸，画几张画，设计了壁报，画了图案，张贴了标语，警句。把教室典缀得庄重，幽雅，焕然一新。学生说：“龚老师，多亏你扯下了旧天棚！”
　　那时的学生，中年级也有十五、六岁，我比他们大不多少，我好象他们的老大哥。没有老师的架子，有说有笑，亲密无间，他们都不怕我，但很尊重我，特别是大龄学生和班干部，都很支持我的工作。帮助我进行家访，维持班级秩序，做个别学生的思想工作。演剧时也很卖力气，一心要为班级争光。
　　教毕业班时，纪律好些，我把主要精力放在家访上。因为学生毕业后上中学或师范，要到县里去念，有些家长扯学生后腿，当然也有实际困难，这就要做好家长的说服工作。学生的住址比较分散，不少学生家住镇外的农村，家访要走十几里，甚至几十里路。访问一个学生家长，往往要花费一天的时间。家长看到老师登门，很受感动，再三留我吃饭，我从不在学生家里吃饭，但要解决学生的问题。
　　有个叫张桂香的女生，学习很好，毕业后考上了勃利师范，但因家庭困难，想打退堂鼓，我特去家访，爬过两道山梁和一片杂木林，费了不少力气才找到她家。破草房，室内无天棚，墙上连纸都糊不起，从家徒四壁的环境一看，便知生活困难。张桂香又是这个家的主要劳动力，我对家长说：“过去吃了没有文化的苦，现在翻身解放了，世道变了，再困难也得让孩子上学，况且师范还有助学金。”说服了家长，我给她拿了上学的路费。这个学生参加工作后还给我来信。
　　我想，当老师的就和望子成龙的家长一样，把他们的成长，看成是自己的光荣。
　　建国后解放战争已进入尾声，宣传高潮已过，生活比较平静。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了，又掀起一个学习宣传预防细菌战的高潮，说是美国正在进行细菌战。县里把我抽出来，培训学习预防细菌战的知识，然后再培训全乡的老师，是在暑假期间进行。上午由我来讲课，下午讨论，约进行一周。学习完还要进行考试，不及格还得重学习补考。不少年龄较大的老师记忆力差，学习比较费力，考题由县里出，由我和校长监考。对左顾右盼，交头接耳，打小抄的人，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考试经我判卷，都让他们及格过关了。其实哪有什么细菌战，只不过在个别的地方有那么点苗头，这种学习，也只是一种宣传手段。此外，还要读报，学理论，教唱抗美援朝歌曲。那时候老师们对这件事并不大关心，我们想：总是没完没了的打仗，你打你的仗，我教我的书，反正打不到这里来。
　　有一次文教助理，又招集教师宣传这件事，不外乎这场战争的性质，起因和我方必胜的把握等，他滔滔不绝地讲大道理，大家听得昏昏欲睡。我也来个小动作，给郑老师写个条子。郑老师是男性，外村的老师，大高个，高鼻粱，外号叫“郑大鼻子”我在条子上写道：“郑老师我很羡慕你，你有闭月羞花之貌，沉鱼落雁之容。你好比雨后梨花八月月，天上的嫦娥织女星。我想和你结成秦晋之好，裙带之盟，象一对鸳鸯戏水，一双白鹤比翼长空，只可惜你的鼻子大了，不行，不行！”
　　这张纸条被手急眼快的杨助理抢去了，马上念给大家听。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我想这下坏了，如果说我干扰政治宣传，“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可受不了，但那时不乱上纲，抓辨子。杨助理一笑了之。好象让我调解一下空气也有好处。这位杨助理精明强干，很有魄力，是共产党员，他带头投笔从戎上了前线，听说他后来牺牲在朝鲜战场上。这算是一段生活插曲吧。还有难忘的生活插曲镜头：

　　　　　　　　　　　打 火

　　在1951年“五一”节前，忽然起了山火，于是紧急动员身强力壮的都上山打火，我们准备点吃的立即乘车驰向火场。火场离双河镇四十多里，老远就看到火光冲天，黑烟滚滚，到现场一看，象一条火龙在树林中张牙舞爪，吞食着山林绿野，又象一匹脱缰的野马奔腾咆哮而来，这场燎原之火，来势之猛，火势之大，令人胆战心惊。风助火势，越烧越旺，直向我们扑来，风声，火声，呼喊声交织在一起。火头马上就要到眼前了，不用说打火，逃命还来不及呢！领头人大喊一声“快跑！”大家就跟着跑出二三里，在顺风的方向打火道。这是一片荒草地，火在草地上，火苗不象烧树那么高，那么猛，大家手持木棍打，也顾不得火烤脸，烟炝眼睛，烧煳衣服了，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抡起棍棒，拼命地抽打，打灭了用脚踩用土埋，防止死灰复燃。打火道是迎着风打，火头顺着风来，如果是烧树林的火头，就得躲开了。如果火头向这个方向来，还有点空隙时间，才能蔓延到这里，就要点着火，把草烧尽，把火打灭，这就成了防火道，把火截住了，这是最好的办法。当然要见机行事，这也是一门学问。大约干到后半夜才返回去。我没上过战场，但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深入险境，难忘的一幕。
　　
　　　　　　　　　买瓜请客

　　有一年放暑假的时候，天太热，老师们聚在一起玩，有人说：“吃点瓜解解渴多好。”可是离瓜园太远，也不能去，正好前边来个卖瓜的，我一下子买了一挑子瓜请客，大家一看有瓜，也不问谁买的，飞沙走石一阵抢光，吃光，都拍拍屁股走了。过后我五姨问我：“今天吃瓜是谁买的？”我说：“是我买的”她又问；“都请谁了？”说不清。她拍拍我的脑袋说：“哪有你这样的二虎，花那么多钱请客，吃的人不知道谁请的，请客的不知道请谁了”我说：“上帝知道就可以了。”
　　我的二虎事也不少。后来我的工资长到220分，合人民币40多元，我就大手大脚起来，在学校包伙食，我却经常下小馆，照样交伙食费，这叫做“无形的贡献”。我一不去吃饭，大师付就说：“龚老师，你又做贡献了。”这还不算，学校让我管伙食，标准一天5毛钱，吃得不好大家有意见，让谁管谁也不管，推也推不掉。特别是有些人不按时交伙食费，甚至有人都调走了，还不交伙食费。学校垫出的钱找我算帐，我上哪去要？于是我一堵气，掏腰包替别人还帐，退伙了，上我五姨家吃去了。这和买瓜请客一样，吃饭的人不知道谁替他交了伙食费。

　　　　　　　　　我的好朋友

　　人不论走到哪里都有几个好朋友，我的好朋友也不少。双河小学的老师，多半来自四面八方。有来去匆匆者，有升迁当官者，有老守田园者，有打回老家者，有从外地来在此安家落户者。从才华和秉赋来看：有能歌善舞者，有音、体、美全才者，也有辅导我们学习高等数学的大学生。其中和我要好的，也不乏其人，举几个例子：
　　李金海是从哈尔滨来的，父亲是铁路工人，他比我晚来一年，比我小几岁，和他一块来三个，其中有赵光理，干一年就回哈市了，还有吴玉环是山东人，性格老实，生活朴素，很有内秀，写一笔好字，后来调到恒太乡小学，结婚落户了。这三个人都和我住一个寝室，相处很好，李金海一直和我在一起。这个人很热情，多才多艺，会弹琴，画画，有才华而不露锋芒，文质彬彬的。我和他的关系可以说是志同道合，不分彼此，亲如兄弟。我们两住在一个寝室，夏天漏雨，冬天四面透风，下雪刮到屋子里，我们只好盖一床被，睡在一个被窝里取暖。晚上睡不着觉，就闲扯，谈古论今，说笑话，素的有，荤的也有，逗得哈哈大笑，有一次我对他说：“你若是个女人，我们结婚多好！”他掐了我一把说：“你不要找便宜，最好你是女的！”平时我们总是形影不离，下班后一块出去溜大街，或到野外散步，一边走一边唱歌闲谈，一块去朋友家作客。我们俩还有个共同点，就是身在苦中不知苦，干起工作来不知累，不想当官，又不想改行。由于他的才华出众和苦干精神，受到上级的青睐，我离开双河以后，那里成立了中学，他一直当中学校长，后来调到县里任教师进修学校校长。他在双河安家后搬到勃利县城，我去勃利时曾到他家作客，可惜我们见面的机会太少，直到九十年代我们还保持通信联系。有一次我给他写信写了一首诗：
　　艰难岁月共休戚，从教乡村志不移。
　　形影不离育桃李，同床共枕话今昔。
　　若非两小无雌类，定要成双配夫妻。
　　遥相当年风雪夜，安知今日各东西。
　　这首诗只有心照不宣的人，才能心领神会。
　　庞云峰也是我的好友，和我的年龄相仿，他是独生子，从小娇生惯养，家住勃利街内，我曾去他家串过门。这个人性格温柔，脆弱，有点像女人，总是喜笑颜开的，好干净，好打扮，不能吃苦，总揣个手帕和小镜子，不时地拿出来摆弄，照照镜子，擦擦脸。走起路来也像个女人，摇摇摆摆的，他最怕淘气的学生，曾被学生气哭好几次。有一段时间，我同他住在一起，他对我的关怀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我和他正相反，不注意衣著整洁，有点特遢，他常给我洗衣服，还给我补过袜子。有一次我的脚脖子被皮鞋擦破了，受到感染总是不好，走路都瘸了，后来在医院动了小手术，把烂肉割掉才逐渐痊愈。在养病时他给我洗伤口上药，我心想，他那么干净的人，我怎么好意思呢？就不让他动手，可是他都要气哭了，说我对他不实在，对他见外。还有一次我的眉毛上碰了个口子，肿个小包，第二天一夜之间，满脸满头全肿了，肿得看不出模样了。可把他吓坏了。经王大夫确诊是丹毒，因乡下没有药，要马上到县里治疗，临走送我上车时，他都哭了，我也心理没底，也许是生离死别吧？到县里确诊不变，打了针一宿就消肿差不多了。两天时间打了4针全好了。这时我二婶已找老伴，名富和栾，无儿无女，是勃利油厂工人。老两口虽然是半路夫妻，但互相体贴，知痛知热，相处很好。我上县里常去看望他们，对我们晚辈人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这次治病就住在二婶家。我病愈回双河上班了，小庞对我说：“真没想到你病好这么快，这几天我连觉都睡不好。”我知道他一定非常惦念我。
　　我和小庞，李金海三人总在一起，也是王大夫家的常客。王大夫就是前文提到，动员他爱人支持我演剧的那位王公宇，是我校外最好的朋友。此人三十多岁，性格豪爽，健谈好客，，医术较高。我们有点病就去找他，每次都热情招待，我们还在他家吃过饭，他家的门坎我们几乎踏破。如果有几天不去，他就要问你：“干什么去啦？为什么没来呀？”他还给我保过媒，我没同意，又有点不好意思，很长时间没有上他家去了，后来他知道我不去的原因，笑笑对我说：“这没有什么，我是搭桥的，人家不愿走这条路也是正常的。”这个小地方，王大夫也是我难得的知音，后来他转到勃利县医院，我几年后还去看过他，后来听说他得了瘫痪症久治不愈而故去。那个庞云峰转到县里一所中学当老师，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他居然是个阴阳人，后来经过手术，由男变女，还结了婚，生孩子。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以后再没有和庞云峰见过面，如果再见面我还称她“老弟”，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忘不了的。铁打的学校，流水的师生，我们都是过客而已。

　　　　　　　　　　　　三个校长

　　我去双河小学不到五年，换了三个校长。第一任校长名白桂山，是转业军人，也是老干部，老党员，文化层次较低，脾气暴躁，作风朴实，为人正直，组织领导能力差一些，对学校工作他要求大胆去干，不要小手小脚的。他爱人名宋栋，是教导主任，很有才干，可以说是白校长的贤内助和得力干将，把学校管理得井井有条，很受大家拥护。我去的第二年又来个吴校长。那时不像现在官毛，不论多大的学校只有一名校长，这样一来白校长就靠边站了，他憋着一肚子气，不知为什么把自己降为二把手，吴校长也不太谦虚，有点目中无人。有一天两位校长吵了起来，白校长竟然要动枪，拉开了大栓，被大家拉开劝住了。过了不长时间白校长被调到县里，以后他们夫妻双双都调到合江专署工作。在文革前我去佳木斯还见过宋栋，对我像亲人那么亲热，大有“他乡遇故知”之感。
　　吴校长，名吴昨非，比我大十来岁，是我在勃利师范的同学，他的名字是解放后改的，我想是取意于陶渊明的《归去来辞》的名句“识迷途其未晚，觉今是而昨非：”来否定自己过去的意思。可见此人的上进心，但他也有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的一些弱点：刚愎自用，清高自赏，固执已见，办事优柔寡断，谨小慎微，对人不那么实在，不那么信任，甚至不敢让我教高年级的课，群众关系也不太好，在这干一年就调走了。第三任校长林克权，四十多岁，他的性格、作风和吴校长正相反，办事果断，雷厉风行，勇于放手发动群众，大胆创新，待人诚恳热情。他来以后学校的面貌有很大变化，盖了新校舍。搞教具展览，要求每人一件，他带头制作，我也做了个油榨模型，双河小学的教具拿到县里展览受到好评。开运动会也别开生面，搞大型团体操，演活爆剧。他来以后让我教高年级的课，曾有一段时间把我抽出来编剧和王晶合伙排练活爆剧和团体操，这个王晶是音体美全才，也是我读师范时的同学，后调到县文化馆工作。
　　1952年秋，县里选拔推荐教师到省里（松江师专）深造。每乡一个指标，没想到推荐到我的头上了，林校长找我谈话，他说：“你是学校的骨干教师，我舍不得让你走，但一想到你是个人才，为你的前途着想，一狠心推荐你去。”当时在我的心目中上大学，当中学教师做梦也没敢想。其实我和林校长没有任何私人关系，只是工作关系，他来以后对我的信任和培养，我是深有体会的。听到这一决定把我激动得热泪盈眶，可是我还是有点顾虑，我说：“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可是入学前要考试考不好怎么办呢？”他笑笑说：“能考上，你要相信自己，万一考不上再回来照常工作。”这件事对我后来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
　　后来听说林校长被调到县里任中学校长，得到慧眼识珠的上级领导的重用，可是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那时的历反多如牛毛，像他这样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不论你工作多么卖力气，不论你如何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也在劫难逃。平反后恢复工作已经老了。
　　我上师专临走前，学校召开了欢送会，师生们送我一程又一程。从此离开了我踏上革命征途的第二故乡；离开了同我朝夕相处，同甘共苦的朋友和同志；离开了那些朝气蓬勃，天真浪漫，争强好胜的学生；离开了同我一起唱歌，排剧演戏的父老乡亲们；离开了培养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幼稚青年锻炼成长的大家庭。
　　俯仰之间，半个世纪过去了，他们也变成老头老太太了。可是他们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的脑海里演电影，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他们对我也是如此，我到师专报到不到一个月，就接到十几封，双河的老师和学生的来信。
　　我来鹤工作后的第二年（1954年）暑假期间，又回到双河我的“老家”看看。因时间相隔不长，这里的人员基本上没有变化，只是林校长调走了，又来个校长名孙光亚也是我师范的同学。我来到“老家”自然是受到热烈欢迎，和他们同吃同住同欢乐。在闲谈中他们知道我还没有对象。马永泰老师提到他以前有个学生名叫潘淑珍，家住民权屯，她姐姐就是在双河开杂货店的，丈夫姓朱，人称朱家小铺。其实这个小地方朱家小铺也是有名的，我经常在门前走，有时去买点什么，她姐姐和我彼此也都认识。我五姨出头为我保媒，见了他姐姐介绍了我的情况，她姐姐征得了她本人和父亲的意见。那时他母亲已去世，是姐姐从小把她带大的。商量结果，看看再说吧，学校的陈庆老师陪我去相亲，经过面谈和她父亲对我的相看交谈，基本上定下了这门亲事。定亲后，潘淑珍还随我到鹤岗看看，想找点工作，先在商崇义老师家借宿，又到王苍夫老师家住，后来又在学校教导干事陈立中家住。我没有谈过恋爱，她更是如此，扭扭捏捏，羞羞答答的走路都不敢拉手，都是一本正经的面孔，那有什么花前月下的谈情说爱呀？彼此的情况也都了解，也没有什么说的。大约看了几场电影和戏，还有女学生陪着。在这待一个多月就回去了，后于1955年春节我去双河完婚。我是个穷光蛋，每月工资才50多元，哪有钱，五姨帮助我借了70元钱，给媳妇买了一件棉大衣，做了一套行李，由学校孙校长主持举行了结婚典礼，连糖果都没有准备，然后回到她家，招待一顿酒席，都是娘家人。饭后乘马车行30多里路，把我们拉到祁家站，在旅店住半宿，天刚放亮就乘火车到佳木斯，再换车到达鹤岗。师生去车站把我们接回来。结婚乃人生之头等大事，可是我却创造了“四无结婚”的纪录，一无财礼，二无嫁妆，三无酒席，四无洞房。我这个不是倒插门的女婿结婚的一切事宜全由娘家包下来，我一无财，二无势，三无漂亮的长相。一个穷教师，却娶一个俊俏又有文化的黄花姑娘，这不是缘分吗？我们结婚还有个奇特之处，不是度蜜月式的旅行结婚，未入洞房，就登车远行了。这就叫走马上任吧，我的任是丈夫，她的任是妻子。完成这件美满的亲事还多亏双河小学老同志的友情。
　　三十年后，我回双河旧地重游，学校已面目全非了，去拜访几位老同志，到刘宝兰家敲敲门，听里面招呼：“龚修文来了，是什么风把你刮来的？”我说：“关着门未见人，你怎么知道是我？”她哈哈大笑说：“扒了你皮，认得你的瓤，我们都老了，可是声音没有变啊！”
　　那里有的老同志直到离休后我们还保持通信联系。前文提到李金海，林克权就是如此，对林克权我一直不知他的下落，直到上个世纪末，通过李金海才和他联系上，我给他邮去了信和写的诗，他给当年的老同志看，深有感慨。他回信说：“双河有个出名的龚二先生，还在我的脑海里打转转。”这个外号从何而来，我已记不得了。
　　双河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不论是那里的乡亲，同事和学生，不论是过了多少年，不论是走到天涯海角，只要见了面，大有“他乡遇故知”之快，感到特别亲热。在那艰苦而又欢快的年代里，我们结下了三生有幸，梦寐难忘的友谊。这种友谊不因流光的洗涤，岁月的冲刷而淡薄，正随着风云的变幻，时间的考验，年龄的增长而加深。这种友谊的根基就是，当年那种，艰苦奋斗，拼搏上进，乐观无私的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我的学习和工作，激励着我克服困难，也激励着我保持晚节，教育后代。下面作一首诗留念：
　　熊熊战火纷飞日，从教乡村是丁年。
　　授课扫盲当导演，教歌编剧搞宣传。
　　雄师乘胜追穷寇，父老支前喜分田。
　　奴隶当家鱼得水，江山依旧换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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