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5日，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春风浩荡，阳光明媚，我怀着激动而兴奋的心情，背着行李卷儿，到培养教师的摇篮——勃利师范报到。
　　师范是勃利联中的一个组成部份，是短训，成人教育性质，招收学员最小的十七、八岁，最大的四十多岁，都是战乱年代的失业知识份子。这一期共招收40多人，百分之八十是男生，校址在西门外，西大桥北侧。我们师范班离校总部二里多地，在一个二层小楼里，楼上是教室，楼下是寝室，就餐在学校食堂。所开课程以政治课为主，其次是专业课和音乐，体育课。讲授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新民主主义论和教育学。班主任名孙复，三十多岁，中共党员，粗眉大眼，中等个头，有点书生气，很有才华，写一笔好字，讲授党史和社会发展史。这位满腹经纶的老师，可以说是共产党不可多得的秀才，后调入佳木斯师范当校长，但在反右斗争前，被打成反党份子。文革后平反，恢复党籍，任佳木斯教育学院院长，有一次来鹤岗教育学院开会，我们师生还见了面，他还记得我的名字，但是已认不出我来了，人海沧桑，风风雨雨，我已是老头了，他更是老态龙钟了。
　　当时我们的校长名陆辉，是延安来的老干部，他爱人名吴林涛，是省妇联主任，比他级别高。陆校长当时管好几个县的中学，故名联中，还负责全县的教师培训和人事分配工作，以后调入佳木斯联中任校长，又调入省教育厅任付厅长，最后任哈尔滨师专副校长。据说这个人有点象伯乐，很能识别人才，很爱人才，联中有个叫齐亮祖的青年教师，很有才，但是大地主家庭出身，父亲在土改时被镇压。象这样一个人，却被陆校长保护起来，而且得到重用，他去省后又把齐亮祖调到省教育厅，任视察员，曾来鹤岗中学视察，我当时正在鹤岗中学任教，还和他见了面，谈到我在勃利师范的情景，他深有感慨，此人是我省有名的教育家。
　　我对陆校长的印象很深。个头不高，瘦小身材，二目炯炯有神，谈吐幽默，才华横溢，很有魄力，善于讲演。他讲话声音洪亮，有声有色，同时用手势，动作配合讲演内容，产生了引人入胜的魅力。有一次他在全县教师集会学习时，作了生动的讲演，他说：“人有作为，必须善于动脑，遇事要多问个为什么？在平凡的生活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这样社会才能不断进步。”接着讲了牛顿的故事。这样一个老掉牙的故事，可是他讲得活灵活现，令人耳目一新。他说：“苹果熟了，从树上掉下来，这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事，可是牛顿看到这种现象，就产生了问号：它为什么往地下掉呢？为什么不往上飞呢？为什么不横着掉呢？”他一边讲一边作表演，向上望，又往下看苹果落的情况，又蹲下来捡苹果。如此站起来，蹲下去，表演好几次，好象牛顿就在眼前，紧紧抓住听众的心弦。能够把人们一个熟知的事例，讲得象新闻一样吸引人，实在是讲演的天才。他讲话时总是两眼扫视全场，如果有人交头接耳，精神溜号，他就马上叫你站起来，使你下不来台。学生感到他很亲切，又很威严，都比较怕他。他善于讲笑话，打比方，而且不拘小节，不避庸俗之嫌。
　　有一次在学生联欢会上，他讲到应如何做学问，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不要耍小聪明，不懂装懂，弄不好，可能贻笑大方，”接着讲个“三女婿献诗祝寿”的笑话：从前有个老员外，是个大财主，有三个女儿嫁给三个秀才，这里有真秀才，也有假秀才。有一天老员外过生日，三个女婿快马加鞭前来祝寿，在酒席间，老员外出了个题目，要考考他们的水平。他指着马，说：“你们都是骑马来的，要求你们各作一首诗，来形容马跑得快。”经过一番恩索，谁也不敢带这个头，老员外说：“不用谦让了，从老大开始吧！”大女婿只好开头，诗曰：“火上烧鹅毛，骑马到上饶，去而又复返，鹅毛尚未着。”大家说：“好！好！真快呀！”
　　二女婿也准备好了，诗曰：“水上漂金针，骑马上山荫，往返一刹那，金针却未沉。”大家说：“好、好，够快的了！”
　　三女婿是不学无术的假秀才，哪会写诗，急得抓耳搔腮，还不认输，他媳妇也挂不住脸了，面有怒色，这时正好他丈母娘从外边进来，不紧不慢放个屁。三女婿灵机一动，脱口而出，“丈母娘放个屁，骑马上遼西，连去带回来，粪门还没闭。”引起哄堂大笑，陆校长说：“这叫不懂装懂自作自受！”
　　这个年头，有比较宽松的言论自由，无人扣政治帽子，老师讲课也很随便，没什么框子，也常常引用一些故事，学生也可以提出一些问题。甚至打断老师的讲话。有一次齐亮祖老师讲《教育学》，讲到教育原则问题，他说：“教育内容有一定的教育意义，但不一定有政治意义。如《聊斋》也叫《鬼狐传》，主要写鬼狐的故事，有没有教育意义呢？可以不可以作教材呢？可以，因为它教育人追求真善美。”接着讲了一个《聊斋》中的故事《连琐》。当讲到杨公子，在荒郊古墓旁的书斋中夜读时，忽闻窗外传来有人吟诗，曰：“玄夜凄风却倒吹，”我马上接了下句：“流萤惹草复沾帏。”同学们都回过头来看我，老师对我笑笑说：“这里有内行，我不讲了，”我说“齐老师我接下音是助兴和凑热闹，请你讲下去吧！”大家都拍手欢迎老师讲下去。按道理接下音是不礼貌的。可是老师反而表扬我“有才气”接着有声有色地讲下去。当时的教学民主可见一斑。
　　这段学习生活是丰富多彩的。老师的教学方法采取听课和讨论相结合，一般是上午上大课，下午在宿舍讨论。如：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经济危机，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区分等等。也可以自己提出问题，讨论时各抒已见，畅所欲言，联系实际，以理服人。有不少问题自己没有经历过，只好按书本上的定义来回答，有些难题，也争论得面红耳赤。
　　我们感到老师讲《三民主义》时，讲到辛亥革命，只讲失败不讲成功一面，对孙中山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大家很不服气，提出一个“如何看待孙中山”的问题。大家辩论一致认为，推翻几千年的帝制是功不可没的。新三民主义是对旧三民主义的改革，也是对历史一大贡献。
　　还有，老师讲儒家思想，几乎把孔子说得一无是处，大家也不以为然，举了不少孔子的言论，证明他是中国伟大的教育家。有一次讨论一个亲身经历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苏联红军抢东西，强奸妇女的劣迹问题。大骂老毛子不是人，是畜牲……后来孙老师出面做了圆场，他打个比方说：“如果有人救了你的命，可是又把你的脚踩伤了，这个问题怎么看呢？应当看大局，不能因为少数苏军的劣迹，而否定苏联帮助中国解放的功绩。“大家认为这种看法也对，但不能因为功绩而掩盖抹煞其丑行和罪恶。其实孙老师和我们也有同感。据后来所知，孙老师五十年代初被打成反党份子，主要原因是说了苏联的坏话。
　　除了讨论外，还定期出壁报，板报，交流学习体会。我们这些人在学习之前，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犹如一张白纸，画上了新世界的图景，好象拨开迷雾见青天，大有顿开茅塞之感。
　　文化生活也很活跃，我们这个小天地也是人才济济的地方。有善写者，有善画者，有善乐器者，有能歌善舞者。有不少新歌都是学员自己教的。还配合当前形势搞宣传，排演剧目。我们曾演过话剧，《刘胡兰》。有个名叫王月芳的同学，既是导演又是主演，我也当了配角“老乡“之类的演员，扮演一个民兵，报告军情，大意是前方部队打胜仗了，勾子军被我军包围了，可是一紧张，我把台词忘了，灵机一动，编个台词说一下，但观众听不出来，还没有露馅。
　　学校还特别重视新的节日，如“五一“劳动节，”五四“青年节，都要搞讲演，出板报，吃点好的，庆祝一番。特别是”五四“青年节，学校象办喜事一样，贴了对联，标语，出板报，墙报，油印小报。排练节目，开联欢会，还要杀猪，宰羊，亲自下手做菜，摆宴席。还特为记念”五四“到七十里以外，七台河乡（现已建市）去开荒。当时那里是一望无际的荒野，我们搭帐篷住宿，露天野餐，用锹镐开荒，干得热火朝天，虽然苦点，累点，但心里是甜的，为什么？因为解放了，当家作主人了，不但摆脱贫困，失业，而且前程似锦。憧憬美好的未来，感到浑身都是力量。
　　这次劳动不在于开多少荒，而在于接受教育和锻炼。干了一个星期就结束了，回来以后到学校实习，分组到小学讲课，大家都互相听课，然后评议。我是个在人多面前不敢说话的人。面对这么多学生，又有专挑毛病的人，我一时紧张，嘴都不太好使了，结果讲算术，除法都讲错了。这倒不影响毕业和分配工作。
　　在师范的生活，从衣食来看，吃饭不花钱，还经常改善伙食，一周能吃到两次肉。穿的公家不管，但我也有了依靠，我二弟转业回来，带回不少衣服，足够我穿的，零花钱家里给拿些。
　　大约在7月末毕业分配工作，不都是分配当教员，也有些学员分配其他工作，但多数后来都回到教育战线。这些人后来都是教育界的骨干。有个名叫王涤生的同学，在依兰时我们也是同学，他毕业不久就当了教育科长，其他不少同学都是中、小学校长。当时陆校长把我分配到新华书店了，他解释说：“那里缺人，干一段时间，再把你分配到学校去”。我只好服从分配，作为我当教师之前的一段插曲。
　　那时新华书店没有多少书可卖，伪满时的“黄色”的“反动”的书刊不准出台。前方在打仗，支前是首要任务，哪有那么多的经费来印书。主要经营中小学教科书，这也是有季节性的。也有少量的进步书刊，如：鲁迅、赵树理、艾青、周立波、丁玲、瞿秋白、刘白羽、邹韬奋、郁达夫等名家著作和其他通俗读物，也有几万册。那时知识份子太少，而且处于思想转弯时期，所以读这种书的人也少，特别是生活比较困难，没有钱买书。书卖不出去，还得背着书下乡推销，也比较辛苦。当时书店只有三名工作人员，也比较忙，因近水楼台先得月，我靠着书堆过日子，也看了不少新书。其实新华书店，刚刚兴起，是大有前途，大有作为的，但我不愿干这行，一心想当教员，工作也不安心，要求陆校长兑现诺言，把我调到学校工作，这才感动了上帝，使我如愿以偿。演奏完了我加入教师队伍的前奏曲和序曲，把我调到双河镇小学，走上为人师表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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