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战乱的年代里，我们的生活很难维持。李荫生出走了，他媳妇抱着孩子回依兰了，听说后来把孩子送人改嫁了。我二弟也有十几岁了，在家待不住，自己找个自行车修理铺，在那帮忙混饭吃。在社会稳定后，共产党的天下定局了，大约在1946年下半年，二弟投军去了，在“三五九旅”当小鬼（通讯员）。后来到齐齐哈尔、海拉尔一带。干到1948年说想家了，退伍回到勃利，以后去通河县建设银行工作。
　　李荫生在外边转了一圈，回来参加了革命队伍，在勃利县公安局干事。唯一的就是我这个死脑筋，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我哪边也不靠，不偏不倚，明哲保身，怕看不准断送前程。可是也不能饿着肚子呀，眼看家里没有进钱的道，得出去干点什么。那时也找不到活干，我突然发现有个赚钱的门道，就是当卖粮算帐员。那时农民卖小米，但不会算帐，有些朝鲜族人，专门收购小米，农民不放心，怕上当，要找个算帐的人，我就去找这种活干。一车粮，讲好价，我给算帐，从中抽头，一次能挣三、五百元，那时花合江劵，三五百元大约相当于现在人民币三、五十元，拿回来填补家用。这种活并不是天天有，特别是象我这样的算帐先生越来越多，每天要起大早到东门外截粮车，抢生意，常常空手而归，又是季节性的活，干了不长时间就没活了。
　　卖破烂去！卖破烂是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最红火最兴盛的一种行当，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可能是与工厂倒闭，商店无货有关，人们很少买新衣服，多半到破烂市场买东西，其实也不是什么破烂，多半是新的和八成新的，不少都是日本撤退时捡“洋捞”捡回来的。
　　勃利北市场就是卖破烂的地方，一进市场抬眼望去，简直和庙会一样热闹，周围是小馆和摊床，也有说书馆、二人转、小戏院、抽帖的、算卦的、摇骰子宝的、卖肉的、卖菜的、卖零食的。卖破烂的都是游商，用手提着，胳膊上搭着衣裤或毯子、布匹、被面等，在市场上行走叫卖。这种小贩多半是小本经营，值钱的东西不多。干这行主要是靠经验和眼力，见到便宜的就买，见利就出手，边买边卖，抓机会赚钱，有很多人以此为业，维持生活。但我不是这块料，一是没资本，二是眼力不行，卖了几天破烂，虽没赔上，也没挣着钱，二婶说：“别干这个了，回家待着吧，弄不好我可赔不起。”我也只好不干了。在这年（1946年）夏季已开始进行土改，二婶听到点风声，很害怕，主要因为我是地主子弟，怕影响这个家，想让我回依兰，我又不想回去，结果我们四口人定了城市贫民的成份。还分了些衣物，也分了房子，房子是伪满的一个什么官，名叫姬宏图的房子，因没有民愤，这栋房子给他留一半，一半分给我家。是进门有台阶的砖瓦到顶很阔气的房子。两屋一厨和走廊，比较宽绰，还有地板。地址在北市场附近。我们就搬到这里开始解放翻身的生活，其实生活还得靠自己，那时还没有救济金，岁月艰难如故。
　　土改时，我爸爸住在董家屯，土地已卖光，坏事变成了好事，成了破落地主，家里穷得叮噹的没有东西可分，加上没有民愤，人缘好，农会走了个过场，斗他的时候没有挨打，没有定地主分子，只定了地主成份，享有公民权。当时我二姐和二姐夫也在我爸爸家，他们定了贫农成份，还分了土地和房子，都给我爸爸了。他们在农村呆不下去也来到勃利二婶家，等待时机干点工作。
　　他们来时，这里正是一筹莫展的困难时期，已经入秋，我们就在街上卖瓜，卖菜，还有时上山砍柴。特别是卖瓜很不容易，要起大早到几十里以外的瓜园去上瓜。用挑子挑回来，累得腰酸背痛，到街头看着卖。在烈日下汗流浃背，热得难受，心里却高兴，因为天越热瓜越甜生意越兴旺。正如《观刈麦》中的农民“力尽不知热，但喜夏日长”，《卖炭翁》的“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心理状态。产生这种心理矛盾才会知道生活的艰辛。天热也舍不得吃个瓜解喝，卖不了剩下的坏的，烂的才可以吃。一算帐，今天挣着了，皆大欢喜，赔了，象输钱一样，只好明天再捞回来。卖瓜这种生意是季节性的，转瞬间又没事干了。在秋后农忙时，我还下农村干两天，是掰苞米的活。累得直不起腰来，手磨出泡来，可是雇工这家没有钱，那年头上哪说理去，他没有钱你有什么办法？后来给我一双半新的女人皮鞋，顶了工钱，拿回来谁也穿不了，卖又没人买，二婶说我太傻了。我说：“他没有钱，你还能要他的命吗？”我二婶打个唉声，没说什么。
　　大约在八月节后，我又找到一份供饭吃不挣钱的工作，是在小馆当跑堂的。有个姓乔的安徽人和两个同乡，都是原来逃荒过来的老跑腿子，在北市场开个小馆，我家住在附近，常从门前走，也认识。我就问他们：“你们三个人能忙过来吗？能不能让我入伙，一不分成，二不挣钱，供饭吃就行。”这老头一看我这小伙子比较诚实，不象流氓，就说：“你来吧，我们小本生意，雇不起人，在这干点零活可以得点小柜钱。”商量好了，我就把行李搬去了。小馆不大，只有三、四张桌子。主食有包子、饺子、馒头、大米饭、面条，付食有熏肉、烧鸡、凉菜、拼盘，各种炒菜。煎炒烹炸俱全，但没有山珍海味，也不包办酒席。后屋是厨房寝室，我们都住在这里，我的活主要打零杂，在面案包饺子时我擀皮子，我擀皮子较快，就是在这里学的。我的专职工作是跑堂，接待顾客，送饭菜、打酒、算帐、收钱。边算帐，边大声叨念，什么多少钱，总计多少钱。那时有种风气，凡是下馆子的都给点“小费”（也叫“小柜”）如果找零钱时就不要了，我喊一声“谢！”收起来，交帐多出来的钱就是小费，归我。当然，也有不给小费的，因为是小馆，来这吃喝的很少有富户，因此“小柜”的油水也不大。我感到最知足的是吃的好，鸡鱼肉不断，有时还能喝上几盅酒。在这合伙开小馆的都是老头，最小的也有五十上下。他们都把我当成孩子，当成忘年交，说什么也不背着我。他们都是取妻生子有家有业的人，因为家乡太穷，想到东北来挣点钱，可是忙乎十几年，不但攒不下钱，连家都回不去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一想起家来，不免潸然泪下。一到晚上，这些人就南朝北国地闲扯起来，有时也讲些闺房之事和下流的故事。他们虽然境遇不佳，但都比较乐观，正象老乔头说的：“我们这回可盼出头来了，日本鬼子倒台了，我们挣几个钱该回家了。”我想这就是这三个同命相连的人的生活动力。那时小馆太多，穷人也太多，下馆子的人太少。常常是冷冷清清的，守了半天好容易来了几个客人，又是端茶倒水，又是问好请坐，又宣传这里的菜码大，味道好，价格便宜。现在的说法“顾客就是上帝”那时顾客就是老爷，侍候不好下次就不来了，这叫“拉主道”，但没有欠帐的，一把一利索。
　　有一次来了个顾客，摆架子，趾高气扬，专要没有的菜。我说：“先生，这种菜我们没有，请换点别的吧。”他说：“你们开小馆是干什么的？”我顶他一句：“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多了，不见得都有。”他一甩袖子走了。事后乔掌柜的把我好顿埋怨。我说：“宁可要饭吃，也不干这种低三下四的活！”他笑笑说：“你还是油梭子发白，短炼啊！”接着他给我讲个故事：“有个小馆来了一位食客，故意刁难掌柜的，问他要什么菜，他点了个”爆炒冰溜子”，掌柜的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有！”于是告诉上灶的做法，先弄好调料，再砸些小冰块，上面挂上鸡蛋清和粉面子，放在锅里炸，马上捞出来，放上调料在大勺里一颠，端上去。这位食客一看，真的做出来了，一品尝，外热里凉，又香又脆，可真有点味道，对掌柜说：“你还真有两下子，多少钱一盘？”掌柜的说“凭赏吧。”他赏给了两块大洋，相当于一盘烧海参的钱。讲到这里，乔老头说：“干我们这行的，不是低气，这叫计谋和手段，我们想要挣他的钱，就得态度好一点。”
　　这里三位老头都有文化，乔掌柜写一笔好字，还可以用手指头当算盘，这叫“袖里吞金”。他还教我打算盘，他打得又快又准，好象弹琴一样，快而不乱，很有节奏。我想，象他这样的能人，怎么没有发财？他们老哥仨，一个面案，一个上灶，一个管帐，我来跑堂，配合默契，起早贪黑，兢兢业业。但天不由人愿，生意还是不景气，干了三个多月，小馆就黄摊散伙了。后来我也没有打听到他们的下落，大概是回乡了，在茫茫的人海中，我能和这三位好心的老人相识、相处也是有缘的。
　　我回家待了不长时间，天冷后又找到了活干，是我二婶的干妹妹家（姓李）同别人合伙开个糖坊，我当小工，每月工资（合江劵）5000元，相当于一般工人的工资。
　　大糖的做法是，以大黄米为主要原料，把大麦芽子和黄米放在锅里煮，进行过滤，再把过出来的甜水，放在锅里熬，熬到一定程度，再用大铲起出来，放在案子上用手抻，抻出蜂子窝来，做成各种形状的糖，又甜，又酥，又脆非常好吃，据说可以用这种糖把灶王爷的嘴粘住，免得上天时告御状，说下界人的坏话，因此一到腊月二十三这天，家家用这种糖给灶王爷上供，所以也叫“灶火糖”，这天是卖糖的销路最广，卖得最快的日子。这种糖是有季节性的，只能冬天卖，天气一热就发粘了。那时这种糖比较贱，吃的人多，专门生产这种糖的作坊遍及城乡。
　　厂房是个有三、四间房子大的屋子，支两口直径1.8米的大锅，一口是煮锅，一口是熬锅。一个大槽子用来搅拌原料，一个大案子（做糖案），还有水缸、木桶及有关工具，南面东头是一铺大炕，工人晚上在此住宿，既是车间又是食堂和宿舍。约有七、八个技术工人，按操作规程，各把一摊，互相配合，连锁作业。制造这种糖技术性也很强，生麦芽子的温度，水份和时间，配料的比例，熬糖的火候，抻，摔，打，压，切等做糖块的方法。每道工序都有技术要求？有一道工序出了偏差，不但要误工，甚至出了废品。
　　我干什么？学徒也不够资格，只能打下手，哪用哪到，最多的活是铲大糖，就是熬糖发粘的时候怕糊底，要用铁铲来铲，也就是贴着锅底翻腾，不铲就糊底了，一直铲到快要凝固了，才起出来。这里的火候象做菜挂浆一样，也象熬糖蘸糖葫芦一样。煳了不行，稀了不行，干稀恰到好处，又不煳底，也就是刹那之间。这种活又累又热又紧张，还有一定的危险性。如站不稳脚，用力过猛，掉在锅里可就不烫死也得残废，这里还没出过这种事。站在锅边，双手紧握铲柄，不停地翻铲，翻铲，比划船摇桨还要紧张。累得精疲力竭，挥汗如雨，不但不能停而且越来越快，特别是糖水浓度近凝固的时候，简直象疯了一样，紧皱眉头，瞪大眼睛，使尽全身之力，飞快地铲、铲、铲，如上房救火，分秒必争，如临大敌冲锋陷阵，如运动员赛跑接近终点冲刺。胜败在此一举，稍微马虎点，松口气，就会前功尽弃。一般要铲一个多小时，当然要换着干，特别是接近尾声时，一面要观察糖浆的颜色变化，还要细听翻糖的响声，最关键，最紧张的时候，更要勤换人，比赛跑接力还要快，力量再强也坚持不了。
　　最后一道工序是细活，把出锅的大糖放在案子上，由大工匠抻糖，甩开膀子，捏住两头，抻又抻，摇了摇。象耍杂技一样，表演开始轻松自如，喜笑颜开，渐渐皱起眉头，热汗淋漓，累得两只胳膊都麻木了。抻出蜂子窝来，由粘糖变成酥糖了，然后用刀切。这时我就来活了，做成不同品种，不同形状的糖：有包馅糖，有芝蔴糖，有的拧成麻花形状，有的压成薄片，有的搓成元球，有的是大块糖，有的是小棒棒糖，有的加上色素……最后出去卖，我当助手，有的批发送货上门，有的摆摊零售，常常是起大早，贪晚黑。走街串巷。这种活不累，但是天太冷，冻手冻脚冻耳朵，也不比在屋里干累活好受。
　　我和工人睡一铺炕，同吃一桌饭，在一块干活。这些工人都是大老粗，没文化，我和他们不熟悉，很少和他们唠嗑，好象没有共同语言。他们对我还是很关心的，怕我累坏了，不让我干重活，怕我烫着，伤着，让我处处小心。怕我冻着，出去卖糖时，把皮袄披在我身上。我也注意礼貌，对他们叔叔、大伯相称，我虽然累点，但心里很快活，固为我能挣钱养家孝敬我二婶了。这段平常而又不平常的生活，使我体会到了劳动的艰苦和工人的朴实。
　　转过年来糖坊停产了，我又失业了。那时李荫生正在公安局工作，他介绍我到公生油坊当工人。这个油坊是县公安局开办的地方企业，除了雇用工人外，还有少部份已判刑的在押犯人在这里干活。其中有绺窃犯，流氓犯，政治犯等等。油坊分两个组成部份：一是制油车间，二是米面加工车间。工厂的院子很大，北面邻街一栋砖房是门市部和办公室，院中一栋房是工人宿舍，南北大炕，中间放着长条桌，外屋是厨房。院子西头是粮库，仓库，粮食垛，草垛，马车房，东侧是制油车间和一排排油桶，南头是制米车间。我刚去时主要是干零活，体力活。最累的活是卸车，扛150斤豆袋子，踩跳板，扛到粮库里。我那时年轻力壮，但身子比较单薄，还勉强能扛动，我也量力而行，扛几个呼呼上喘，就不扛了，也没有人管我。其他活，如扫雪，收拾院子，装袋子，倒袋子，运油桶等等一些杂活也能干得了。
　　制油车间是油坊的主体，一进门便感到热气腾腾，工人光着膀子，穿着裤衩，好象在烟雾中操作。制油还是笨重的老办法，先把黄豆用水泡软，再压成薄片，上锅蒸，最后装油圈进行榨油。榨油机也叫油榨，其结构是：在两个柱子上面中间有个横梁，横梁中间有个茶杯粗的螺丝，下面顶着个圆盘，象千斤顶一样，螺丝旋转，圆盘下降。园盘下面有摞在一起的油圈，油圈中装满了蒸好的黄豆片，随着园盘下降，油圈逐渐压缩，越来越紧，使油圈中的黄豆片挤出油来。转动螺丝的办法是，在螺丝上安装一个铁杠，用人推动旋转，使园盘下降，这就是榨油。榨油是十分笨重艰苦的体力劳动，工人手握横杠往前推，一圈一圈地往前走，开始时不太费力，可是推来推去，越来越紧的时候，就吃力了。工人喊着号子推，绷着脸，憋着气推，咬紧牙关用尽全力推，推、推！象攀登高山，一步比一步艰难地前进；象拉车拉牵，弯着腰，流着汗前进；象推碾子，拉磨，日不出门行百里，整天整日，长年累月，在这个小天地里转来转去。我当时想唐代诗人李绅写了一首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家喻户晓的诗是写农民的辛苦，可是这盘中餐也包含工人的汗水，也可以说是“谁知菜中油，滴滴热汗流。”制油如此，制米磨面如何呢？我便当过制米磨面工。
　　我干零活不久，就把工作固定下来，到制米车间干活。这个车间的面积有200多平方米，是用木板盖成的，里面有一个电磨，用皮带，齿轮转动轴心磨面，只磨苞米面；一台碾米机，用来制小米或大米；一台磨米机，用来制高梁米。还有一堆堆粮食，有袋装的垛起来，有散放的用木板围起来。在一般情况下，整个车间只有我一个人干活。当时刚刚立春不久，外面是大雪纷飞，屋里是滴水成冰，和制油车间的温度恰恰相反，犹如盛夏和严冬两个世界。在操作上虽不先进，也有点机械化的气味，可以说是半机械化吧，但干起这活来也不轻快。机器开动前，要先把一袋袋皮粮搬运过来，装进槽子里，再去检查电滚，电闸，皮带和机器有无故障和毛病，机器开动后，把粮食用撮子装进机器上端的漏斗里，再从出口把磨制出来的米撮起来，倒在指定的地方，还要不时地到屋外把吹出来的糠皮，用铁锹撮到一边，以免风口堵塞，屋子虽然冷可是也忙得满头大汗。磨面就更忙乎人了，在磨面的同时还要过筛子，这道工序也是自动的，一边往磨顶的漏斗里放苞米，还要一边看筛子，防止上下堵塞，常常弄得手忙脚乱，比榨油工人干活更紧张，因为机器的节奏快，不容空，又是几道工序同时进行，所以机器活比笨重体力要求高，并不轻松，而且有一定的危险性。开电闸，按电扭，摆弄机器，登高上润滑油，都要十分小心。开动机器时，要先试开，把电闸打开再闭上，再拉开，使机器由慢到快，正常运转后再往里放粮食。有一次机器正在运转，忽听“咔叭”一声响，皮带断了，打在墙上，房梁上，立刻灰尘四起，如果打着人不打死也得重伤。马上关闭电闸，经检查，原来是皮带接头铁锔子断了。
　　干这种活也有闲的时候，但有事无事常在岗，不能离开地方，自己待在车间里，天老大，地老二，我是老三。在这个小天地里我是主人，无拘无束，唱歌，唱二簧，在粮食堆上打滚，在麻袋上睡觉，在过道上散步，自己和自己赛跑，更多的时间是看书，有一部铜版《清史通俗演义》就是在这看完的。其他书也看了一些。
　　开机器我有时也偷点油，一边看机器，一边看书，主要是看磨米机或碾米机，开机器单一，开得较慢。有时正在看得入迷，机器跑空了，我才发现，多半是在晚上，才有这个胆子。有一天晚上，故技重演，我拿一本《聊斋》正看得出神，突然有人在背后拍了我一下，说：“机器跑空了！”我吓了一跳，一看，原是小孙，我说：“多亏是你，如果头头发现，还得罚我个失职罪！”他说：“可真得注意点，如果是我这样做，被领导发现，反映上去，还不得加刑啊！”我劝他好好干，不要灰心，还逗趣打比方说：“我是个特遢兵，前方在打仗，我也在打仗，三台机器听我指挥，指哪打哪，战果辉煌。这隆隆的机器声，如同枪炮声，伴随着我，杀敌前进！”他说：“我可比不了你，你是战士，我是囚徒……”说着就哭了。这小伙子性格倔强，待人诚恳热情，是因为受坏人的挑唆，打群仗，一堵气失手打伤了人，被定为流氓罪判刑了。他从小没妈，爸爸不务正业也不管他，还有个年迈的爷爷，很痛爱他。他还没有干过其他什么坏事。一谈到这些，他痛哭流涕，决心好好接受改造，争取减刑。在这老老实实地干活，很卖力气。可能因为表现好，减了刑，很快就被释放了。他出狱后还来找过我，约我到他家串门。他爷爷拉着我的手说：“我这孙子是我的命根子，他常说你对他的帮助很大，一辈子也忘不了你。”
　　可是人的本质是不同的，有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姓谭，是因为掏兜被判了刑，也在这里劳动改造，他没事常到车间里找我闲扯皮，也有时晚上打夜班时他来，我们俩弄些豆油炸黄豆，土豆吃。有一天晚上他又来了。闲谈中我劝他要改邪归正，好好接受改造，他说：“我也知道掏兜犯罪，可是一没有钱，手就发痒，你看我表演一下”我还没有醒过神来，在不知不觉中，我的钱包跑到他手里去了。他把钱还给我，一时兴起，说：“来点真格的吧！看我的手艺如何？”马上要出去做案，我拦也拦不住，也不好告发他，只好由他去吧。因为把门的认识他，出出进进没有管他。大约出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北市场夜市里，弄一些钱回来。我对他嗤之以鼻，以后再不搭理他了。我想，不能以劳动代替教育改造，象他这种人，如不加强教育是很难改造好的。我对他这样的人，还不如对政治犯印象好。
　　这里也有临时来干活的重犯，有狱警拿枪看着干完活再收监。有一次我看见在犯人中有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戴着脚镣干活，他有说有笑，好象很乐观，他忽然看到我写的一付对联，写在木板上，插在豆子堆里，是套用寿联写的：“豆比南山石木广，油如东海水长流。”他很赞赏这付对联，说：“套用得好！”又问是谁写的？有个本厂的干部，指着我说：“是那个小伙写的。”他笑着和我打招乎。因为是犯人，我们不能搭话，我看他的穿着和举止，象个知识份子，后来才知道是个政治犯，尚未判刑。
　　油坊做饭的老头也是个政治犯，一只眼睛，姓安，外号叫“安瞎子”，据说是伪满时的特务，民愤较大被判了死刑。拉出去枪毙时，他跪下等死，但枪子没打到他身上，又被拉回来了，原因是他认罪态度较好，又没有血债，因此让他陪绑，受受教育，改判无期徒刑。这老头死里逃生，千恩万谢共产党好。他说：“不是共产党宽宏大量我早就成了枪下鬼了，我一定好好改造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说到也真做到。一大帮人吃饭，全是他自己干，又做菜，又挑水，又劈柴。天刚放亮就起来下厨房，早饭吃完还要打扫卫生，接着做中午饭，晚饭后收拾完了还得挑水劈柈子。有些小青年怕他累坏，帮他干点活，他不用，他说：“我是来接受改造的，就是要累一点，身子累，心里痛快。”他性格活泼，好象没有什么愁事，也不象个五六十岁的老年人，总是嘻嘻哈哈。好讲故事，一到晚上大家睡在一铺炕上，他就口若悬河地讲起来，常常讲到热闹处，逗得大家笑破肚皮。他讲的内容很广，有历史故事，有民间传说，也有神仙鬼怪……但绝不涉及到政治。他和小谭，小马，小孙这些犯罪青年关系较好，常在一起唠家常，说笑话，可是不爱搭理我，我起初以为我干活不如他们，他看不起我，后来我才明白过滋味来，是因为我的身份不同，和我没有共同语言，也许对我还有戒备的心理。
　　从这些犯人中，使我想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道理，人本来都是善良的，但由于所走的道路不同，境遇不同，有些人不免要滑下去走上犯罪的道路，但大都不是铁板一块，求生的欲望，上进的欲望，人皆有之，连这位判无期徒刑的老头都是如此，何况青年人呢？常言道：“一失足成千古恨”，可怕的不是失足，而是失足者不知自拔。
　　在油坊这段生活里，由于劳动和居住条件不好，潮湿，阴冷，卫生又差，因而我得了一种皮肤病——疥疮。开始手脚发痒起红点，出水泡，逐渐发展到胳膊，大腿，愈来愈重，进而蔓延到前后心，脖子，脸上都是，奇痒痛疼难忍，坐卧不安，夜不能寐，也干不了活了，只好回家养病。大热天躺在炕上，不能动。二婶为我求医讨药，最后用硫磺擦身，再用火烤的办法，逐渐治好。这时公生油坊已濒临倒闭，加上内部没有人，李荫生已不在公安局了，去哈尔滨闯荡去了。我二姐两口子已从我二婶家搬出单过，我在油坊时还去看他们，给她们送豆油，他们在这里也待不下去了，也去哈尔滨谋生去了。因为哈市是省会，刚解放用人的地方很多。我已被油坊辞退，只好待在家里。真是“盲人骑瞎马，半夜临深池。”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偏偏我在那时又得了伤寒病，这种病比长疥更加凶猛和危险。开始以为是感冒，可是干治不见效，反而愈来愈重，发烧不退热，浑身痛，咳嗽不止，昏昏沉沉，走路都打愰了。找中医确诊才知道是伤寒病，可是那家境连吃饭都困难，哪有钱给我治病啊！幸亏有个六十多岁的老殷头，是卖破烂的，在我二婶家临时借宿，他本来就不富裕，却慷慨解囊花钱给我买药，才救了我一命。病愈后我也常常帮老殷头去卖破烂，晚上还有时同他去说书馆听说书。有个叫马怡的女人，有三十多岁打扮得很漂亮，穿大绒旗袍，头戴小红花，歌喉悦耳，专说唱弹词，她丈夫弹弦，这个人就是鹤岗京剧院老声演员曹冠英。听说他们两口子都是大学生，都吸大烟，不愿给日本人干事，才干这行当。马怡四十多岁就谢世了，曹冠英成了京剧演员。不过我不大喜欢听弹词，爱听评书。那时家里我和二婶，淑芹三口人，人少了花钱也少，我也有时帮人卖破烂挣点钱，生活好对付一点。老殷头，心眼好，独身一人，在这借宿，我二婶给他腾出一个小屋，不收房费，但他非给不可，他说：“你们孤儿寡母也不容易，我再穷也不能白住你们的房子。”卖破烂也不景气，后来他不干了，搬走了，不知哪去了。这个好心人，也是我的救命恩人，使我终生难忘。
　　转过年来有个叫武治民的朋友，在勃利联中工作，他很关心我，让我报考勃利师范，上学后参加工作，享受供给制待遇。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可是知道自己的底子薄，怕考不上，他鼓励我准备一下试试吧。
　　我在勃利有两个姓武的朋友。一位是武国华，山东人，二十多岁，我们伪满住在南街的时候，他是隔壁的邻居，是木匠，和另一个比他年纪大的姓毕的木匠住在一起。武国华的性格朴实，活泼，正义感很强，常同我谈论日本鬼子如何坏，长不了。他最爱唱流行歌曲，模仿女歌星的声调，细声细语地唱，我会不少流行歌曲，有些是他教的，可谓乐而忘忧也，此人光复后下落不明，那个姓毕的木匠当了县长。
　　武治民是我光复后交的朋友，中学文化，家在锦州，是伪满当兵后流落到这里的，和一个开小馆的老王家相处很好，一直在老王家住，和王家老两口半路捡个儿子一样。帮他们经营小馆，跑里跑外，非常得力。此小馆就在我家门前这条街，我经常从门前过，就结识了武治民，关系比较密切。后来武治民参加了“家礼教”，也叫“在家礼”，就是“青红帮，”他让我参加，说不用花钱，“在家礼”这些人非常团结，走遍天下如一家，我活了心，就由他介绍到大四站乡的一家，举行了拜师仪式。这个师博姓吴，是当地人，收了不少徒弟，对我很重视，全家象办喜事一样招待我。“在家礼”讲排辈，按“三老四少”排辈。还有什么手势，暗号，行话等，非常讲义气，讲团结，讲礼貌。徒弟还要每年给师付庆寿，过年过节送礼，以表不忘师恩。如到外地互不相识，可通过暗号，手势，暗语，来接头。如：把帽子翻过来，口朝上放着，上面再搭个手巾，表示我是外来的同教人，要在此住。敬茶时双手举茶杯，左手伸三指，右手伸四指，表示三老四少，（即在家礼的），如此等等。如果接上头了，如同亲人一般，有什么困难，两肋插刀在所不辞，我当时只怀着好奇心，对这个帮会的团结和礼仪并不深信，此后和他们也没有任何来往，也没有再见过面，只是我生活中的一段滑稽的插曲。据说这种帮会真情实意者是大多数，对一些贫困者，落难者，确实成了大救星，但也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帮会的名义，来骗取钱财，甚至和黑社会势力勾结起来干坏事。因此被共产党定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
　　这年是1948年，我20岁，在3月5号那天，我参加了师范招生考试，考试内容没有数学，有点理、化、史、地知识，以作文为重点，文题是“小学教育论”，我用种树育苗，剪枝，成材打比方，谈了培养人才要从小学抓起，打好基础的重要性。我居然被录取了，录取生占报考总人数的二分之一。从此我便结束了漂泊不定的生活，走上了求知的道路，开始了投身教育事业的新生活。
　　这段风雨飘摇求温饱的生活，还没有达到无家可归饥寒交迫的程度，而是自食其力，参加劳动的过程，这段生活也正象高尔基自传小说三部曲中《我的大学》那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难得的生动的一课，不少东西在和平年代是学不到的。使我开始懂得了家庭的动荡和社会变迁的关系，懂得了什么是人生，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懂得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为艰”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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