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来到除夕夜了。
　　屈指一算，我来到人世上，这是要度过的第四十个除夕夜了。三十九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尽管我的大半生无所作为，但我仍然喜欢我的除夕夜。
　　小时候，我的除夕夜是神秘而快乐的。
　　每到除夕的傍晚，外祖父就点起了灯笼，让我挑着，他拿着纸、香，领我来到村口。烧过了纸，燃放两个炮仗，就说把“老祖宗”给接回来了。往回走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这是“接年”，接祖宗回家来过年，小孩子要听话，不能说不吉利的话了，祖宗会听到的。我每每望望灯笼四周，除了外祖父和我，谁也没有呀，怎么说祖宗回来了呢？我也不敢问，有点害怕，又有些好奇。
　　进到大门，外祖父把灯笼就挂在大门里的影壁上，还说，不要关门。又把一捆谷秸散开来，从大门里一直铺到堂屋门外，说是祖宗骑的马饿了，就吃这些谷草。我愈加感到神秘了。外祖父又在天井里摆上了一张小饭桌，上边摆一碗小米饭，一小碟肉片（其实就顶上一片肉，下面都是垫的白菜片子）。放上香炉，烧上一注香，然后进堂屋。堂屋的正北面墙上早已挂上了一张大宗谱，差不多遮满了整面墙壁。那上面顶端有一对穿古装衣的老人，男左女右分坐。往下就是一排排的名字。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这个家庭已故去的人的名字。宗谱的下端是一幅年画，真的是一家人在门外接年的场面，全是古代装饰，古色古香的，挺新奇。外祖父从外面进来就燃亮宗谱前面大方桌上的两尊大红蜡烛，又在中间的香炉里插入一注香。插香的时候，他双手捧着香，极认真虔诚地朝宗谱作了三下“礼拜”。
　　这就是接年的全过程。我想，祖宗们穿着那么好看的象戏台上演戏人的衣服，静静地回来过年，多有意思。有时我会问外祖父：“姥爷，祖宗要跟我们一起吃饺子吗？”“不，一会儿煮好了饺子要先给他们吃，咱们后吃。”有时，我会突然感到祖宗们就在身边流动似的，所以我的言行就格外小心，不敢大声说话，走路也轻手轻脚，生怕碰撞了祖宗，使他们过不好年。
　　接下来就是一家人吃团圆饭，外祖父和两个舅舅边喝酒边谈说一年的大事小情，有时他们讲得眉飞色舞，有时又好象很低沉。后来我慢慢感受到，他们那是对自己一年来的收获与失败、幸福与痛苦的一种反思，他们有满足，有懊悔，但更多的是对新的一年的向往与憧憬。更主要的还有一点，那个时候，是大人们一年中最和睦融洽的时候，兄弟之间，妯娌之间，婆媳之间，长幼之间曾经有过的误会、怨恨，都在相互坦诚的目光之中消失了，都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候融化了。
我虽然未能和他们一起举杯，但我受到的感染极大。我会趁大家高兴的时候，将我平时攒集的好看的画报、糖纸、剪纸花以及我画的自以为得意的蜡笔画拿出来，贴到窗户两边的墙面上，花花绿绿，大大小小，使这屋里又增添了一番鲜活的气息。外祖父很爱看我的杰作，一边带头叫好，一边赶紧下地拿出他早就买来的年画。那是一套条幅形式的京剧剧照连环画。这也是外祖父的爱好，过年专门贴这样古典的年画，如“借东风”、“空城记”、“霸王别姬”、“打鱼杀家”等等古典名戏。我也爱看，因为那画是一段连贯的有意思的故事，外祖父都给我一幅一幅地讲过。我上学以后，认几个字了，就自己读那画下面的解说文字，虽不能都认得，但也能顺着意思溜下去，并使我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
　　我接过外祖父拿出来的画幅，就三下五除二地贴在炕的两面墙上，一面一幅，一幅四个条幅，占据了墙壁的正中间。这下子，屋里过年的气氛更浓了。外祖父兴奋起来。他慢慢呷一口酒，脑瓜便不由地摇晃起来，哼起了京戏：“设坛台，借东风，相助周郎……”两个舅舅也一边双手击拍，一边随声附和地唱起来。我索性抓起筷子，清脆地敲起盘子来……
　　青年时期，除夕夜是我自修磨炼的加油站。
　　1965年，外祖母病故。次年，外祖父又因故身亡。
　　那几年的除夕夜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外祖母患病的那两年每到除夕夜，虽然还是按那么一种固定的程序过来的，但家中没有一点生气，外表临时的喜庆气氛掩饰不住我内心的慌惑。舅舅们不在家，外祖父独自饮酒非但无趣，还不住地长吁短叹，看看一病不起的外祖母，想想我那两个奔波在异乡的舅舅，他怎能不犯愁呢？我不会劝解外祖父，只有拿我的被老师批语为“优良”、“优甲”等一摞摞的作业本给他看。姥爷戴上花镜，翻看着，赞叹着，就再呷一口酒。有时他能翻一遍再翻一遍，我就感到姥爷太激动了，便提醒他：“姥爷，咱放炮仗吧？该煮年夜饺子了。”于是，姥爷才放下本子和酒杯，跟我一起出去烧水煮饺子。饺子快煮好的时候，我就到院子里放一只仅有100响的“钢鞭”和几个“二锡脚”。
　　匆匆地吃过几个饺子，姥爷和姥姥就都和衣而眠了。我精力充沛，便继续发扬我装饰屋子的传统。我在那饺子水里加两把面，烧开，搅和搅和，就成浆子了。我就用这浆子往屋里的四面墙上粘贴我早已准备好的各种报纸、画报、年画、窗花、糖纸、剪纸以及自己画的各种颜色的图画。
　　粘贴完了，我仍没有睡意，听着外面稀稀拉拉的鞭炮声和不时传来的人们的拜年问好声，我知道天快亮了。我更不能睡了，这是除夕夜，辞旧迎新之夜怎么能在睡眠中让她过去呢？外祖母不是说过小孩子要守岁吗？我要睁大眼睛，看这个除夕夜是怎么在我眼前过去的。于是，我又开始整理我的书本。上高小的时候，我就开始买书了，除了课本以外的我喜欢的书。到了初中阶段，我可以省下一毛钱不吃午饭也要买我想买的书，其实没有什么重要的书，无非是几本连环画册了，后来又有《雷锋的故事》、《焦裕禄之歌》等等小册子。
　　姥爷家仅有一张三个抽屉的老式木桌摆在屋里，一头靠住炕稍，一头抵住后墙，正面对着里屋的门。我就在桌子上把我的书整整齐齐地竖着排列起来。那一头靠着墙，把书立直，一本本紧挨着立好，总共还占不到桌子的三分之一长。我嫌太少了，就把我书包里的课本和作业本全摆上，还太少。我就把姥爷读的《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百家姓》、《三字经》等等一鼓脑地摆上去。那时，我没见过谁家有书架、书橱，只见过老师在办公桌上也那么竖着立一排书，想看哪本抽出来就看，多顺手！所以，我没想过将来能有个大书架，只想能每年增加几本书就满足了。
　　书摆完了，还干什么？窗户纸似乎有点透亮了，外面街上来往人们的脚步声也越来越多了。我更精神了，便抓紧时间写一篇除夕夜的感想。这是为了完成寒假作业。写完《除夕夜》的作文后，我又突然写起“新一年的打算”来，写写自己的学习要完成什么课外计划，写写要怎么样减轻外祖母的痛苦，怎样减轻外祖父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
　　姥爷、姥娘相继去世后，我在舅舅家过了两个春节，后又跑来鹤岗开始在三姨家过春节了。那几年，对我来说，初一的春节并不重要，重要的仍是除夕夜。因为，交了一些同龄的青年朋友，接完年后，我们就凑到一块，到谁家玩一通，或是挨家去走一圈儿，到快吃年夜饺子才各自回家。1968年个除夕夜，我居然在好友周安生家吃完年夜饺子才回家，大舅生气了。我不敢解释，躲到我的房里，默默地翻弄着我的书。那时我已初中毕业了，书也能排满桌子了。可没有桌子排，只好排在一个长方形的简易木柜子里。里边有一些是我在初中阶段的课本，更有十多本毛主席著作单行本，再就是课外书籍，如《思想杂谈》、《怎样克服困难》、《农村青年知识手册》、《三世仇》、《箭杆河边》、《白洋淀纪事》、《李有才板话》，还有我订的《农村青年》杂志和《战地新歌》、《红灯记》等现代京剧样板戏剧本等等。我那时已是生产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组织者之一了。负责编写节目。　　所以，除夕夜的后一半时间我特别关注其中的歌本和剧本，因为一般从初二晚上农村就开始组织文艺演出了。本村有个京剧团，我们文艺宣传队是这个剧团的一支轻骑兵，短小灵活的文艺节目既可以单独组织一场演出，也可以在每台京剧前做一次打台铺垫“引演”。于是，我要寻找材料，编写些曲艺演唱类小节目。不用说这更是通宵的了。1969年来到鹤岗后，头两年亦是如此，因为我又成了第二故乡——蔬园乡新结村文艺宣传队的编导。1976年，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再也没有了以后，我的除夕夜又转向了以研究语文教学和文学创作为主。因为从1971年春天开始，我就成了一名初中语文教师。同时开始写些自以为得意的诗歌、散文、小说了。
　　1972年我结婚成家了，但除夕夜仍是我尽情支配的最圣洁的殿堂。成了家，有了孩子，家务事就逐渐多了。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太认真的缘故，又太主动找工作，所以就总是感到时间紧，自己的事情都是到了非办不可的时候才能去办。这样，就没有一刻轻松的时候来整理一下思想。于是，我就还是盼着除夕夜给我一小段自由时间，来休息一下，反思一下走过的365天。那时，在家里我已开始有了自己的书桌了，是两个抽屉的。1983年，表弟正良给我做了个简易的小书橱，我的书籍以可以摆五六层了，又直到现在。
　　将近20年了，我从一个农村民办教师到国家正式教员，又当了记者，编辑，家庭也从农村进到了城里，从泥草屋住进了砖瓦房。国家变化了，人们的观念、生活都变化了，连过年的习俗也在变。但我利用除夕夜整理思想，整理书籍，装饰室内，思索人生，规划明天的“守岁课程”没有变。而且我也看到了，我的认真执着原来是在这除夕夜里养成的呵！
　　除夕夜已有五千年历史了吧，因而她有深厚的底蕴，对世世代代的人们起着警示和熏陶。她告诉人们勤勉，从一个目标走向另一个目标，从而带动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而我呢，才不过40个年轮的一株小树，太渺小了。但只要执着的精神不放弃，就会与除夕夜永远同盟。
　　呵，我那些个难忘的除夕夜……
　　　　　　　　　　　　　　　　　　　　　　（1988年除夕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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